说起拜年，在我小的时候，真的是要跪着向长辈磕头的。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那个农历新年，和往年一样，母亲穿上用旗袍剪去下摆请裁缝定身改做的乔其纱夹袄，在外面套上一件灰色的列宁装，两手各牵着身穿新棉袄新棉鞋的我和姐姐，跟在提着大包小包年货的爸爸后面，去向爷爷奶奶拜年。其实爷爷奶奶家就住在同一条弄堂里，但据说希望独立门户的爸爸和妈妈，在结婚后提出每月孝敬爷爷奶奶25元，便不再去爷爷奶奶家搭伙吃饭了。很多年后母亲告诉我，在那个年代里，这样的做法，是带有一丝不孝顺的。

　　推开门，爷爷威坐在一个高背藤椅上，我和姐姐赶紧喊：“爷爷新年好！”

　　叔叔顺手取来饭锅保暖用草窝上的盖子，往爷爷脚下一放，这时候奶奶笑咪咪地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往爷爷身旁一坐，姐姐就乖乖地跪上了草窝盖子。姐姐磕头起身后，轮到我的时候，我就憋着嘴唇一边偷笑，一边跪了下去。一旁的叔叔说我态度不认真，我站起身来向叔叔吐吐舌头，矫情地反叛说：“磕头是四旧。”

　　爷爷患有白内障，耳朵也聋，他干枯的手离开取暖用的烫婆子，拉着我和姐姐的手，慈祥地笑着。这时奶奶从绸缎袍子里掏出两个红包，我和姐姐各自恭敬接过打开，红包里是两块银币。母亲从我们身后赶紧接过红包，嘱咐我和姐姐说谢谢。这是我最后一次拿到爷爷给的红包，过了一个多月，爷爷在宁波老家去世了。爸爸满足爷爷最后的意愿，把奄奄一息他背到上海十六铺码头上了船，在他宁波老家祖屋后的竹园里悄悄地落葬。丧礼后我们全家回到上海，我问起爷爷给我和姐姐的银币，妈妈从抽屉里取出来给我看，两枚是袁世凯的“大头”，另两枚是孙中山的“小头”。

　　父亲是家里的长兄，每年春节磕头之后，我就与妈妈一起进了奶奶家的厨房帮手做团圆饭，妈妈作为大嫂，要赶在姑姑带着表哥表妹来拜年前做出一桌菜来。其实年菜在农历新年前的两周前就开始准备了，妈妈为了讨爷爷奶奶喜欢，做的菜式大部分是宁波传统菜，由于当年没有冰箱，物质也没有现在那么丰富，妈妈就要提前帮奶奶制作风干鸡，用酱油腌制五花肉，瘦肉灌制的腊肠，还有风里吹干的海鳗。

　　虽然我是家里的小女儿，但母亲分配给我的任务也不轻。上海的冬天是阴冷的，母亲在做酱鸭前，总要让我捧着冰冷的鸭子拔鸭毛，这给我童年带来很大的阴影，出国后只要看见留着大胡子的男人，就会联想到这布满胡子的讨厌鸭头。我比较喜欢干的活是做蛋饺，江浙人过年不吃饺子，但寓意着金元宝的蛋饺是必不可少的。 我喜欢站在暖炉前，在小小的圆勺上涂一点点猪油，然后在勺里注入一汤匙的蛋液，将小勺在炉火上轻轻一转，放入一点调好的肉酱，将蛋皮对折封口，金元宝就做好了。

　　江浙一带的年菜，每个菜的量不大，在北方人看来有点小家子气， 可在物质缺乏的年代，要保持传统做出八个冷菜，八个热炒，还有大菜和点心，对母亲来说，是用足了她智慧和心思的。酱鸭、熏鱼、油爆虾、烤麸、金瓜拌海蜇、酱油肉、鳗鱼鲞、油焖笋......在冷菜结束后再吃两条刚炸好的春卷，还有一碗糯到口里即化的宁波猪油汤圆，这股暖流激发了胃口，接着母亲又边做热菜边端上桌，水晶虾仁、葱爆海参、苔条黄鱼、糖醋排骨、蚝油牛肉、家乡红烧肉、塔菜炒冬笋，还有毛蟹炒年糕......最后当爸爸帮妈妈端上一个高脚暖锅，热气腾腾的金元宝蛋饺一排排浮现在眼前时，爷爷奶奶姑姑叔叔的赞叹声，是对我劳动最好的奖励。妈妈用冒着汗的额头，贴在我潮红的脸蛋上，我可以感觉到妈妈的骄傲。

　　八十年代末，我出国留学后，就再没有机会吃到妈妈做的年饭，因为中国农历新年时，加拿大的学校或者公司都不放假。母亲因患帕金森病在七十多岁就去世了，所幸的是在她去世前的最后一个农历新年，因照顾她的阿姨返回家乡过年，使得我有一种责任感回家照顾母亲。当时我竭尽全力回忆模仿妈妈煮过的年菜，但却煮不出妈妈煮的味道。而妈妈也因为吞咽困难，没能吃上几口。

　　历史在重演。今年儿子因为疫情在纽约读书无法回家，实际上他在七年前离家出去读大学，也没有机会回家过年了。可我们这代人，不管离开中国多久，我们心中的新年依然在春节，这是缅怀亲人的时候。虽然现在年轻人不用下跪，通过微信就能抢到红包。但如果让我再有机会回到童年，我是愿意向祖辈下跪磕头的，虽然他们严厉的教育被我们反感过，他们不善言辞的爱也让我们误会过，可我们总是在慢慢升级到和祖辈当年一样的年纪，才渐渐懂得他们内心的寂寞和对小辈的思念。

　　这几年的年饭，我都是和朋友一起在餐馆分享的，而今年因为疫情我们只能在网上订餐。虽然不用在厨房劳累似乎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福气，可无法再享受到与家乡亲人团聚在一起品味年菜，却是我们海外游子的遗憾。俗话说，出门靠朋友，好在来自祖国各地的兄弟姐妹在国外视同亲友，我们的亲情，化作一句简单的问候，那就是最朴素的年味。

　　2021年大年夜，于多伦多

　　作者雪犁简介：原名Shirley Chang ，现居多伦多，从事医护工作。热爱写作、摄影，任加拿大中国笔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