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设置东海防空识别区，激起国际间联手对抗中国，北京增强了内在团结和敌情意识，有利中共统治和习近平强力推动改革；也增加中国在东海和西太平洋发言权，有助争取钓岛主权国际谈判，强化中国在美日主导的东亚海洋的角色。但负面因素也包括给日本对抗中国新动力，亚洲新一轮军备竞赛将更激烈，美国可能更倒向日本；“和平崛起”和“韬光养晦”彻底推翻，中国在区域更孤立，决策也暴露习近平有强硬躁进倾向，成败得失难料。

北京设置防空识别区晚于美日44年，日本早已把防空识别区“前进”至距中国海岸130公里处，中国“回敬”，使各国防空识别区重叠，也是彰显主权和实力应有做法，本该获外国理解。但从解放军和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口径不一，军方先扬言进入识别区未申报飞机将面临“防御性紧急处置措施”，发现美日韩都不当回事后，修正改口为识别区不是领空、不是禁飞区，只是防卫领空的安全措施，先硬后软，反映外交、国防内部协调不佳，政出多门，对“大国尊严”难免有伤，反而贻笑国际。

更重要的，中国此举招来美日韩澳联手抗拒，俄、印度、欧盟各国关切，而下一步设置南海防空识别区和部署舰队，势必更引来越、菲、印尼和其他东协会员国抗议关切，可能出现“中国未待成超强，即敌人满天下”，即使中国有再强经贸实力和军力，难道愿意成国际公敌，被外国联手提防？各国宁见美国停留亚洲，美中彼此制衡（李光耀观点），可见北京须考量内外和“卖肌肉”与“送笑脸”间的平衡。

东海防空识别区设置迄今，大陆民族主义旗帜高扬，尽情驰骋，态度较保留的意见，都被批为“汉奸”、“带路党”，实则，外交手段的操作非常复杂，常需随国外情势变化而弹性调整。东海识别区被外媒质疑最大效用是“中国需要敌人”，但却“不能有战争”，既如此决策就需更理性冷静、进退有节、收放自如。

放纵民族主义驰骋，极易走上民粹式道路，易放难收。宣布东海识别区后数日，辽宁号舰队即开赴南海，应属习近平新政有意展示的措施。这类举动满足民众强国霸权欲望，或可转移部分内政不满，提升中共声望。但网路上喊开战、击落美日战机声浪不小，未顾及周边国家联手提防遏制中国，岂是大国崛起该追求的境界。

不谈美国军力，即以日本自卫队实力，战机和军舰数量虽逊于中国，但品质却在中国之上，日本海上武力排名世界第三，近3000家民用工业马上可转换军需工业，核电厂密布全国，储存上百吨钸，三至六个月可制造数百枚核弹，都早被国际公认。何况中国可能面对的是美日联手，甚至加上韩、澳等国，所以上上策是“以战止战”，藉识别区设置各国重叠，增加自己话语权和对等军事巡逻能力，大家在“恐怖平衡”中相安无事，日后寻求外交谈判解决。

眼前全球最急迫要务，是振兴经济。大陆亟需落实三中全会的60项改革，深化市场机制，需要外在和平环境；日本也急欲摆脱失落的20年，重回轨道。两国争夺东亚强国领袖地位，虽有许多争议，譬如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让自卫队转化为国防军，藉救灾向海外调派军队，发展自制武器能力等，中国都无力防止，反而愈反对愈加深日本危机感，而有能力制约日本的是美国。北京既难改变美日安保条约的现实，至少不要拚命将美国往日本身上推，反而须藉自己筹码，争取美国维持仲裁地位，为中国所用，而非与美国为敌。

习近平和安倍都表现强硬鹰派作风，急于复兴国家，都诉诸内部民粹，更加深东亚局势的不可测和危险。中日如无法克制引发战火，最大受益者将是美国，不但美国军工业将复兴，刺激经济，美国居间左右逢源，轻易维护其单极超强地位，而中日因战争的挫折，恐都需数十年才能复原。

北京从中日建交搁置钓岛主权，转变成今天的剑拔弩张，说明外交是内政需要的产物。华府眼前不可能压迫日本屈从交出钓岛行政管辖权，在台湾与大陆政治僵局渐解开后，日后钓岛将渐成另一个“小台湾”，成为美日牵制中国的有力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