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周末，和爱人开车去距多伦多一百多里外的小镇转了一天。早晨与中午，除了土豆条儿，汉堡，没有好好吃顿像样的饭。 傍晚了， 想找一家中国餐馆，安慰安慰开始闹情绪的胃。此时的胃，扭动着褶皱的身子，正发出吱吱哇哇的怪叫声。

一条街一条巷子地转，好不容易见到一家橱窗里有中国菜单儿的餐馆儿。眼神似探照灯， 从上到下， 由左至右扫过去扫过来。 广东炒面，香港炒米粉……沮丧地把眉头蹙成了核桃皮。象一个如饥似渴想吃那一口的孕妇，我在寻找地道的东北菜，特别是五彩大拉皮。

“走, 回多伦多”。我对爱人说。那里, 至少能找到像样一点的中餐馆。比如, 能拌出正宗五彩大拉皮的餐馆。 这样说着, 车头转向了多伦多。

多伦多的唐人街，街道狭窄且凌乱。充斥着破破烂烂的店铺和形形色色的人。 有想看看中国的猎奇老外；有各种肤色的人，寻找着便宜蔬菜和日用品；有寻找乡音乡味的中国人；有忠贞不渝，满脸虔诚地为法轮功奔走发传单的父老乡亲。不知道多少次被他们拦住，被劝说退党退团。但只要你目光直视前方，步履坚定前行，也没有人纠缠你。

唐人街，是一个我曾经对所有老外说，那不是中国真正的样子。那只是有很多中国人, 很多中国东西的地方。初来加拿大，我曾经有意同唐人街拉远距离，似乎拉得越远越好。 远了，彰显了我独立于它的能力； 远了，突出了我这颗连根拔起的大树，植入了另一片土壤，没有凋零，反而根深叶茂。远了，模糊了我这滴水，它已经融入西方世界的河流中。

然而, 就是这个唐人街，十几年下来, 却成了给我点穴的神医。我在这里找寻我要看的中国电影；我在这里嗅着我熟悉的饭菜飘香；我在这里，感受用中文点菜的痛快劲儿。在这里, 饭店里说着中国话的服务员都能让我紧绷绷的心松弛下来。这里有家的感觉。

还是那间阴乎乎的东北风味饭店，它藏在花花绿绿的铺子中间，稍不留神就会错过。店里光线暗淡，油腻腻的几张桌子上摆着酱油醋和辣椒油瓶儿。一个硕大的电视挂在前台的右上方。 频道播放的永远是中央电视新闻。走进去了，被服务生安排到靠墙两人座位。 “可以坐中间宽敞一点的桌子吗？” 我问。“中间的给来多人的，你们两个人, 就坐这里吧。” 我们坐下了，开始看菜谱。五彩拉皮，拌肘花，长豆角炖茄子，韭菜盒子，炸酱面，酸菜粉条白肉…… 服务生写着写着说，你们还是坐到那边四人座位来，因为菜多，小桌子放不下。我们换到了地中间的大桌子旁。正对大电视。菜一一上来了，满桌子不像是就我们两个人吃，服务生开始对我们笑嘻嘻的。

正前方悬挂着的大电视正播放着中国北京大雨过后，领导人的讲话，万众一心减少损失……镜头切换，一大帮人怎么都穿着黑衣服，还有人致悼词，我怎么那么熟悉这个人，是习近平，嘿呀，一定是大人物出事了，不然他怎么出来了? 紧紧盯着电视屏幕， 啊, 原来是丁关根去世了。

丁关根在中央是第几把手？什么位置来着? 我想啊想，想不出来。 我知道他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位领导人。 我经常听到他的名字。不，不，我是不是把他和吴邦国混了？我的脑海里切换着他们两个人的图像，总结道，我是把吴邦国的脸安在了丁关根身上。可离世的是丁关根，我就说什么也想不出他长什么样，是什么职务了。

电视又切换到了马群在暴雨后趟过河水的镜头，万马奔腾的场面出现了。鳄鱼也在马群中。马多，黑压压的，鳄鱼花了眼，不知道抓哪一个。一些小马竟然从鳄鱼身体上跳跃过去，游向对岸。终于有倒霉的马，身强力壮却被鳄鱼死死咬住了身体。马群仍然在泛滥的河水中排山倒海，势不可挡地向前，向前。这条被死死咬住的马在泥水中不能动，它挣扎着把头挺出水面。鳄鱼使足力气拖着它往水下拉，象要淹死它。

马群飞奔着消失了，那头被咬住的一头还在折腾着……

岸上静了下来，是死一样的沉寂。水面连一丝波纹都没有。该死，此时，它还摆出了一幅泰晤士河般的高雅与平和。

一头高大的马没有离去，它不停看着河水，来回前后走动着。它能做什么？ 那头被擒住的马一定是他的孩子或者伴侣。它有感情吗？劫后余生，却眼睁睁失去了自己的骨肉。它最终还是跑着, 去追上马群。

镜头又切换了，中央电视台的董卿在主持节目，她拿着话筒端庄到没有一丝一毫细节的破绽， 好象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个时候，我的耳朵聋了，全然不知道她在主持什么, 说着什么。我开始吃韭菜盒子里的陷儿，那雪白的鸡蛋和碧绿韭菜合成的馅儿真对口味。

移民到国外的人必须永远乐观。象那些奔跑中的马，向前奔，向前奔，不然就是危险就是沼泽。奔跑中，不能滞留不能回望。哪怕这场奔跑拖起的离愁别绪如钢铁般沉重；哪怕这场奔跑是场生离永别；哪怕……

这无畏的马群如果会思考一定能写出对联，横批，勇往直前；左联，披荆，右联, 斩棘。

也许, 过程，激情向往别样的风景，渴望改变，经历挑战与刺激的过程，是人们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