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凌晨3点25分猛然惊醒，心口闷痛，我以为是睡眠窒息，拿起手机看时间，殊不知看到“星岛日报”旧同事孙博发给我的短讯：“古先生走了”，那刻我内心揪得剧痛，这样迷迷糊糊地熬到早上7点多，现实与梦境间来回穿插，那些飘来飘去的画面都是我与古先生工作、闲聊的画面，好不舍，好难过。

　　早上8点多起床，孙博再传来台湾社团的公告，其中描述古先生退休后所做的事情，有一半都是在我力邀下共同参与：“古伟凯先生为“多伦多第一报”专栏作者；“多伦多第一台”星期日国语节目共同主持人；星岛日报加东版编务顾问。“加拿大都市报”都市时评作者，中文电台、电视邀约时事评论员及自由撰稿人。”

　　有次我和古先生以及资深传媒前辈苏凌风先生茶聚，苏先生很羡慕地对我说：“你很幸运，请得古生为你写专栏，他在星岛后期都已经封笔，很多人约他写都拒绝。”古先生听了笑着说：“这是一种缘分啊。木然请我开专栏，从不限制我写什么、怎么写，相反有时我还很顾虑问他这样写是不是过火了？但每次他都鼓励我写你自己想写的话，不要考虑报社或者我……这是一种信任，我都忘记了是在什么场合认识你的了？”，古先生说完眯着眼笑容可掬地看着我。

　　那天我没有回答他的这个问题，后来他又问过几次，但我也没有很认真对待。我相信古先生至今仍在困惑中。

　　我与古先生相识缘于2005年的一次论坛，当时我在“城市广场”主持做“人头税”的一个历史回顾，论坛结束后古先生特意拉着我的手说：“一直很喜欢读你写的时评，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写得不错，我也有看你主编的《多伦多都市报》，每周都看……”，那次是我们第一次认识。当然，在这之前我已经从网上拜读过古先生为“星岛 • 枫林闲话”为数不多的专栏。除了敬佩他扎实的文字功夫以及独到的批评视角，更难得的是见识。后来古先生告诉我他早年在台湾《中央日报》社当记者、编辑的故事，以及派驻南美的经历，我对古先生的敬佩上升为景仰。不久后我邀请他到“大都会广场”饮茶，顺道参观《多伦多都市报》编辑部。古先生看了我们的编辑流程后鼓励我“你们做得很好，不要怕挫折，你们现在的起点比我们任何时候都好！”

　　2006年初《多伦多都市报》因为各种原因停刊，古先生第一时间给我电话询问他有什么可以帮我的，那时我在“多伦多第一台”担任粤语和国语两档时政节目主持，我将老板卢博迪先生愿意接收《多伦多都市报》整个班子开办《多伦多第一报》的消息告知他，并恳请他为我写专栏，以及为我的周日早晨国语时政节目担任嘉宾主持时，他在电话那头欣然答应，至今我记得他用很坚定的声音对我说：“这时候我不答应就不够朋友了！”──这话至今仍温暖和鼓舞着我坚持在传媒路上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2007年中，加拿大星岛传媒集团向我发出加入工作的邀请，工作方向是着手创办《加拿大都市报》。原计划我有半年的时间作准备，殊不知进入公司不到一周，日报编辑部人员作大动作调整，报社希望我放下“都市报”的筹备，负责夜班“值班总编辑”的工作。当时我对星岛的内部流程完全不熟悉，匆忙上马有难度，总裁程文琪先生叫我不用担心，他说会专门聘请在星岛工作了近30年的资深总编辑古先生担任我的编务顾问，与我一起共同当值。“有了古先生这支‘盲公竹’，你有何可担忧的？”如此，我与古先生又成为同事，在共同工作的一年时间里，他是我名符其实的“老师”。

　　很多年后我问古先生：“为何当初会答应星岛呢？这么大年纪还要熬通宵。”古先生听后很平淡地说：“换着是别人我当然不会，当初离开星岛就没想过要回去。但可以帮到你，我不会犹豫吧？”

　　这就是古先生与我最朴实、真挚的友情。

　　记得有年他和古太回台湾探亲，之后他提前回到多伦多。抵达的当天他给我电话，约我夜班结束后到他家里，说有些事情要对我说。当时我有些困惑，那时“星岛”在Downtown，离他住的景湾路（Bayview）有些距离，什么事不可以在电话说呢？我以下班后是凌晨4、5点影响他休息为推托，但古先生坚持要我去一趟，他说“反正我倒时差睡不着。”

　　约好的那天晚上，古先生一再嘱咐我离开报社前给他电话，我如约抵达他家时，他已经煮好一大汤碗的“酒酿汤丸”给我吃。原来他之前看我在一篇文章提到思念台湾的“酒酿汤丸”，他把这件事情记了下来。那天他坐在我身边看着我吃，那种神态犹如一位慈祥的父亲看着儿子，我甚至不敢抬头看他，内心的情感涌动着……今早我盯着手机“古伟凯走了”这5个字时，脑子里来回闪回的就是这神态。他的离去，令我有如丧父之痛。

　　《加拿大都市报》创刊后，古先生一如既往地为我们的“都市时评”撰写专栏。编辑部的同事都知道古先生的稿件必须由我亲自编辑。我之所以这样是希望亲自把关，保留对古先生写作的尊重，保护古先生的创作热情，而古先生也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合作。

　　讲到写专栏，早年古先生和太太一年会有数次出外旅游，多是坐游轮周游世界，有时也会到三藩市儿子家照顾孙子。他每次出外，害怕电脑上网用不上，必然把旅游期间数篇的稿件一次写好交给我。有时在旅途中会给我发电邮说某个字用得不准确，嘱一定改过来，那种认真，令我想起有星岛同事称他为“古大校”，意为“金牌校对”。

　　过去那些年，古先生每次旅游回来，必然会和我做一次节目，谈谈旅途中的感受。有次他谈到照顾孙子时很忘形地说：中国人说“含饴弄孙”真的很形象，那是很甜蜜、快乐的事情。古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真情很真诚的人，他的一生平凡而充满意义，所有的智慧都贡献给传媒，毫无杂念。

　　古先生对写作的认真近乎洁癖，有段时间他为写一些不是他愿意写的采访而苦恼，数次向我倾诉，我听了就劝慰他：如果不开心就别写。写作不应成为负担的，包括为我们《都市报》写专栏，你继续写我开心，你封笔我也开心。古先生听了后舒怀地说：“那我就保留这个专栏写下去，写到哪天我不写了就告诉你。”这样说着写着一写就是十年，直到2017年完美封笔。

　　至今，我的邮箱里还保留着古先生每一篇稿件。它将永存下去，是我和古先生最珍贵的友情见证。

　　现在回顾过去近廿年，古先生对我的帮助是无私和真诚的。他除了为我撰写专栏外，还先后在我主持的电视节目“传媒对焦”（粤语）和“加国家园”（国语）担任嘉宾，以及出任我主持的电台节目“都市热线”嘉宾主持，这些都是无报酬的，但他为此投入大量的脑力。

　　古先生对加国政坛了如指掌，对台湾时局分析独到而深刻，对中国大陆的发展充满期待。他认真对待每一个节目，每次他知道我放年假目，总会主动打电话给我询问是否需要帮忙录节目，有时一起录数天，他毫无怨言，真诚相待。

　　我虽从事传媒工作，但生性喜静。平时除工作外，极少与朋友有积极的互动。早年与古先生二、三个月会有一次茶聚，后来他因脚疾导致行动困难，我们彼此之间见面就少了。有次电话我向他表达了我的歉意，他笑着说我们之间不需要这样的客套，彼此心里念着就行。

　　三年前趁在美国行医的儿子回加拿大探亲，我带他去古先生家中会诊，离开古宅后，儿子向我解释了古先生的病情，我内心立即沉了下去，因为我知道未来的日子他走路会越来越艰难，这对于一个喜欢到处走的传媒人来说打击是沉重的。但古先生知道我的担忧后反而安稳我：“我可以读书看书，已经很满足。 ”

　　疫情第一次解封时，我曾约《星岛日报》退休翻译主任张汉先先生一起去古先生家后院喝咖啡，后来因为多伦多再封只好作罢。去年秋天古先生、古太太和张先生出外开车漫游，途中曾想转到我家坐坐，因为我在外面只好又作罢。之后多伦多第三次封城，我约他们一解封就过来，岂知此约无期，终身遗憾。

　　古先生走了，这是我难以释怀的，至今我还没给古太太打电话。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在这个早上都会陷入深深的缅怀中。此时此刻，我能做的，就是祝福古先生这次没有归期的远行放下负担、平安快乐。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