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年多的观察、思考，我觉得，产生重庆悲剧的社会基础，在中国是非常雄厚地存在着的。如果我们不对重庆现象进行深刻地反思的话，发生重庆悲剧的土壤照样还存在，不在重庆发生，也有可能在别的地方发生。

 

　　一、重庆模式为什么差点就成了

 

　　我出场为李庄辩护，是一个偶然事件。当时根本不知道重庆的水有这么深，当时只是“律师帮律师”(lawyer　for　lawyer)的想法。那时全国很多人“唱红”，对于重庆“打黑”，各省很多公安局，派人到重庆去学习，去向王立军取经。有的干部就直接调到了重庆，被王立军重用。有的地方还派副检察长去重庆挂职学习。

 

　　如果没有王立军的叛逃，及其后一系列的问题的暴露和处理，真有可能重庆模式走向全国，真的是一步之遥。我们中国的法治道路将会怎样？我们越想越后怕。

 

　　为什么重庆模式差一点就成了呢？为什么诸多大学，学术重镇，都会失守，为他搞课题，为他背书，为他抽专家写那么多歌功颂德的“重庆模式”的书？为什么会这样缺免疫力？拿上几百万上千万的钱，就能为他摇旗呐喊？为什么诸多大网站，会连篇累牍地刊登他的“唱红打黑”？文革余孽和极左势力都出来公开否定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路线，为什么没人阻击？如果重庆模式真成了，会是怎样的情况？

 

　　为什么重庆道路差点成了？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个是被重庆拿来做包装的“唱红”的思想基础，“红海洋”癔症，并没有彻底消除，对文革我们并没有真正清算和反思。主流意识上，薄的做法有强大的传统依据。我们曾经学苏联的意识形态灌输、思想操纵，斯大林主义根深蒂固，文革发展到极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思考那么多年，我们的宪政思想有了一定复苏，到了90年代，很多地方回潮了，思想解放的成果被否定了。唱红的基础，并不是重庆才有的。要回到计划经济、回到纯公有制、回到思想控制和个人祟拜，这种思想基础是非常浓厚的。

 

　　第二个是“打黑”的法律基础。我们的泛犯罪化立法，导致运用刑法工具整人非常容易。这一点不是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是感受不到的。我们1979年《刑法》、《刑诉法》两法实施以后，经过了30年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发育，我们搞了八次《刑法修正案》，现在的《刑法》罪名已经发展到450多个，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犯罪罪名，有110多个。现在要折腾一个中国企业家，非常容易。企业家人人都是待罪之身。随便找找，一个企业、一个企业主找出十几个罪名，易如反掌，随便都能找到。只要这个公安局长心术不正想搞你，没有一个企业家能逃得过这个法网。

 

　　市场经济初起阶段，我们有个“法律万能论”，出现一个问题，就立一个法去解决，出现一种要治理的社会问题，就立一个新的罪名。我之前就是从公安系统出来的，我深深感觉到，立法万能论对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严重破坏。现在中国《刑法》的法网，没有一个企业家能够逃得过去。用公检法剥夺一个企业、一个富人的财富，是分分钟的事。而我们的宪法基础是公有制，是先天歧视私有财产的。这种刑法思想是有宪法性依据的。重庆能够这样大规模地把无辜的企业家打成黑社会，剥夺他们，判决他们重罪，甚至剥夺生命，同我们的这种宪法思想、刑法思想是渊源相承的。

 

　　王立军在公安局这样搞，检察院守不住起诉关，法院把不住审判关，最高法院把不住死刑关，就这样人就会被杀掉。所以，打黑的法律基础的隐患，只有我们深层了解的法律人，才能思考到。

 

　　第三个是“维稳”方针。高压“维稳”，就是王立军的典型做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警察内部搞党同伐异，大清洗，高度发挥警察强权的作用。搞专案组，钳制检察院、法院、滥用劳动教养职权，不要法律原则。“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没事就是本事”，这就是一些地方极为流行的庸俗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维稳三大方针”。“露头就打”、“消灭在萌芽状态”、“花钱买平安”，是典型的维稳套路。我只要“搞定”就好了，有事就采取高压手段，用大量的警察放到街上，办案用刑讯逼供，有不老老实实的，鼓动犯人打犯人，甚至直接搞死。所以这样的维稳方针，在重庆给了王立军一个可乘之机，王立军才敢这么干。刑讯逼供，私设铁山坪看守所，审讯室和羁押室不分，就是吃喝拉撒睡都在这里，没有入监记录，没有别人监督，所以可以连续吊打搞他八天八夜。龚刚模是大便小便都在裤子里，放下来到洗手间洗一下，没有衣服穿，就光着身子再拷回去。所以维稳这种思路，导致无法无天。你这里没有大事情，能把事情包住不暴露，你就是好局长。只要摆平，里面出点儿问题，都是次要的。

 

　　第四，是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被否定。我们30年来，小平同志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梯次发展，先富帮后富，要让多种所有制并存。但是重庆的做法，不是让穷人向富人看齐，实现共同富裕，而是宣扬一种民粹主义，消灭先富，实现低水平的均富。另一方面，又培植自己的新的权贵，让他们在资产转移重组中大肆捞钱。自己也中饱私囊。这就是要回到文革去，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他不是想“农民上楼”，进一步剥夺农民的土地，把城市土地流转问题，扩展到农村去吗？不是把大量的大型私营企业消灭以后，将二三十亿、五六十亿的财产，两三亿就卖给国有企业，进行国进民退吗？国企再捐1.5亿给王立军，创立警察基金，给警察发好处，这样的消灭私有经济，用法律手段进行掠夺，实施“国进民退”，再用打黑没收资产，不经法定程序，用来进行面子工程和扶持民生收买民心，完全否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还有就是社会舆论的绑架。他们很懂得舆论炒作，知道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所以网络媒体的连篇累牍宣传，大量给御用写作班子砸钱写书，在全国唯一强令电视台不做广告、用政府财政拨款，传播“红色”文化，为自己的思想路线宣传不惜工本。所以当时重庆极左势力对舆论的利用、占领，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二、重庆问题的危害实质

 

　　重庆这套做法，对我们的政权和人民利益，造成了哪一些危害以及其危害的实质，主要分九个方面：

 

　　第一，治理方式：权治还是法治。这个很清楚，重庆走的就是权治的道路。表面上的法治，只是一个外衣。诸侯割据式的治理下，公共权力家丁化，法律规则被破坏殆尽。他可以随心所欲，指鹿为马，反白为黑，无罪的李庄可以轰轰烈烈地审判判成有罪，不该死的可以通过审判杀掉。

 

　　第二，发展方向：顺势还是逆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以来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要不要继续？是回到共同贫穷，杀富济贫，分蛋糕，还是继续扶持民企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做蛋糕，在竞争中提高社会创富能力，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政治导向：独裁还是民主。薄在重庆主政的一言堂风格暴露无遗。无论是同僚，还是下级，薄的工作作风不能容人随时显露。党内民主、政治民主、集体领导，都被严重破坏。

 

　　第四，经济基础：计划还是市场。国进民退、政府强势干预市场经济行为，是重庆这些年组织经济的基本特征。公有制，还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重庆打黑，百分之百打了民营企业，没有一家国企。私人有钱了就是犯罪了。打黑的目的、针对的对象十分明确。重庆模式如果得逞，在全国推开“打黑”的话，很多民营企业都会被摧毁。这一点很多民营企业家还没有意识到。

 

　　第五，发展模式：长远还是短期。为了实现个人目的，他毕全市之力创造政绩，只要眼前搞得好，管你“十八大”以后重庆经济能不能继续维持，政府是不是破产。根据目前的一些调查研究披露，重庆现在有大量的银行贷款、大量的引入投资，以及现在几千亿民营企业被打黑没收掉的资产，都无法复查恢复。有一些是现金、有一些是股权、有一些是房产。是支持重庆长期的发展，还是短期马上见效？如果他为了拿到一张政治门票的话，他把这些钱两年就花光是毫不犹豫的。他的这些做法还得到了一些百姓的拥护，管你怎么弄到的钱，也不管你以后怎么还，能够为重庆现实搞到钱建设的就是好官。

 

　　第六，组织路线：民主还是擅权。在全国，对全市公安机关干部采取全员下岗重聘，只有重庆。2300多个科所队长以上的中层干部一个命令全部重新来过，就是完全由他家天下决定的，他说用谁就用谁。对党政官员的任用，包括王立军的免职，都是视为私家天下。

 

　　第七，意识形态：多元还是盲从。唱红充分展示了重庆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和奴化教育的恶果。花巨资强迫人民按照文革时的方式进行文化娱乐活动，对唯一的电视台进行节目的直接干预控制，对报纸和网站进行完全的操纵，有时不惜发布虚假不实消息。僧尼、学校、街道、精神病院、环卫工人，都被发动起来唱红。

 

　　第八，法律价值：公平还是镇压。法律程序变成演戏。检察院、法院完全成了贯彻长官意志的工具，丧失了基本的事实和法律把关的功能。大量劳教一些有不满言论的人。发一条微博劳教一年，转发一条微博劳教二年，公安和报纸能够串通起来诬陷律师嫖娼，全市律师被压制得不敢真正辩护，三年多没有任何不同声音。

 

　　第九，政治道德：公义还是私利。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书记夫人，能够指挥公安局长、区委书记、警卫人员帮助她杀人，毁尸，灭证。能够玩弄异性，能够为自己和亲属大肆捞钱。而在台面上又非常高调地标榜自己。做个两面人。

 

　　重庆民心的恢复，需要真相的揭示。无论是经济状况，还是唱红的开支和效果，还是打黑对民营经济的摧残、对人权的践踏，都需要真相。我觉得整治重庆、反思教训，不单是为了重庆，而是为了整个中国。

 

　　三、重庆逆流对我们的警示

 

　　重庆事件，能够给我们怎样的教训呢？我们如何防止这样的现象在中国某些地方再次发生呢？

 

　　我觉得首先要解决地方上的一把手专权与党内民主化问题。一把手权力过大，形成诸侯政治，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严重。需要重提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问题。

 

　　解决民营企业的地位和命运问题。这是重庆教训特别让我们引起注意的地方。民营经济是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环境发育的重要成果，在一些地方已经占有大半壁江山，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持。不从思想上、政治上、法律上给民营经济应有地位，将严重影响现有国民经济基础。还会导致无端伤害，和大量的民营资本和先富阶层外流。损害国家发展的后劲。要在政治上为民营经济正名、经济上对其理解和扶持、法律上严格保护合法民营经济的权益。

 

　　解决基础薄弱地区的发展模式问题。中部崛起、东北振兴、西部开发战略，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和投放重点逐渐内移。西部开发有很多机遇，也有一些急躁情绪。但是拔苗助长、用政治资源带动超常规发展的模式是不可复制、也很难长久坚持的。重庆的大投放经济效果如何，后续动力如何，都有待观察。

 

　　解决司法独立审查功能问题。重庆模式对社会结构的破坏，对社会公平的破坏，对人权的破坏，对法治规则的破坏，基本特征是警察权的强势，法院审判权、检察院监督权、律师辩护权，都让位于警察强权，实质是让位于个人的独裁个人专权。司法的审查功能、最后把关功能，基本都失守了。既没有保护住公民的财产权，也没有保护住自由权和生命权。再一次证明，司法独立，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必须走的道路。必须建立独立、客观、超脱，不受政党、政府、个人任意干预的独立的司法机制。防止个人权力、利益集团权力对司法的损害和破坏。

 

　　重庆教训告诉我们，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人心思变，政治家要有所作为。

 

　　重庆现象，实际是在一个省区出现的全国性隐患的集中总暴露。这个坏事能够变成好事，让我们看清了不继续深化改革的严重后果，看清了不加快实质性政治变革的严重后果，看清了极左势力复辟的极大可能性和深厚的土壤。

 

　　反思重庆现象，是有全国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