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一件官司，恐怕没有人知晓，北京俏江南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兰已经于2012年9月17日注销了北京户口，成了一名外籍人士。

作为企业家，张兰移民无可厚非，更不必大惊小怪，因为这并不是特殊的个案，而是赶上了一次浪潮，准确地说是第三次移民浪潮。

自1949年以来，被公认的移民潮有两次，上世纪80年代初的出国留学潮，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技术移民潮。这些人选择移民的原因大多是：方便子女教育、出入境方便、活得更有尊严、为未来养老做准备。

这一次与前两次有所不同，近些年移民的多是以新生富豪为代表的群体，而移民的手段主要是投资，而且其中不乏一些知名企业家，移民的主要目的是保障财富安全。

有媒体报道，国内移民中介数量大增。据统计，仅广州一个城市办理移民业务的中介机构就超过600家。每到周末中国珠三角地区各大酒店中，移民推介会场场爆满，移民市场生意红火。当然，北京、上海等地移民中介机构的生意也不赖。

据招商银行与贝恩顾问公司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大陆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还有47%正在考虑移民。大企业主三成已移民五成正考虑。换言之，八成的大企业家已经或打算移民。

企业家如此，官员也不遑多让。

2001年初，《半月谈》杂志公布：“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报道称：“十七大期间，代表参阅的一份很保守的资料表明，十五年外逃干部六万一千多人。自一九九二年以来，公职人员（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驻外机构公派人员）外逃，或随代表团外访、探亲、旅游逾期不返，公派人员学习、工作期满不归等，共有六万一千五百七十七人。”“据中纪委、国务院研究室、央行等机构的调研指：截下来的贪官不算，光是成功外逃的公职人员侵吞、携带出境资金就有一万亿元以上。2002年9月12日，中纪委、中央金融工委通报：2001年全年外逃资金达四千五百三十亿元人民币（合五百四十亿美元）；2002年至6月底的不完全统计，外逃资金达二千五百五十亿元人民币（合三百零五亿美元）”，至2003年底，“初步统计，在境外、外国定居的贪官家属为一百二十万人”，其中，定居港澳的16万2千人，定居欧美80万人，尤以北美危害最烈，加拿大20万人，美国18万人，都是些大要犯。

除了一走了之、全家移民的富豪和官员之外，国内还有相当大数量的裸官和裸商。这些人一边在国内为官或经商，大把捞钱、暗地里则把老婆孩子送国外。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富豪移民的动机并不相同。

大多数印度人移民是为了能够省下子女教育费，拉美人士则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而中国的富豪和官员移民当中，约有80%的人并不是为了离开中国，他们只是为了换取一个身份。在这些人看来，获取收益的最佳地点仍然在中国，而移民则是为了将钱放在一个他们认为更安全的地方。

CCTV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一次访谈中说：“老婆孩子都移民了，然后老公还在国内挣钱，现在的情况很多。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的报告，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居世界首位，有权有钱者移民无非两种可能，一是做过亏心事，怕以后受到追究。二是对社会未来失去信心，如果出于前一种担心的人多，则证明社会正在走向法治和清明，如果后一种人多，我们要改进让他们证明判断是错的。”

面对汹涌的移民潮，加拿大吓得赶紧关上大门，美国、澳洲、新西兰也提高移民门槛，似乎有心离开的人无路可走了。常言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欧洲国家想方设法吸引外资，所以不得不在投资移民上打主意。

2012年8月，德国对移民法进行了修改，最显著的变化有四点：一、取消了25万欧元的最低投资限额；二、取消了创造5个工作岗位的限制；三、加强了所设立公司对本地区经济民生“有利”的影响；四、加强了各地区政府以及外管局判定的权利。前两点是利好因素，而且是重大利好，但后两点就很难判定好坏，因为这意味着给了移民官更多的主管判断。

随后，西班牙在投资移民上主动跟进。据中国经济网报道，西班牙贸易国务秘书海梅-加西亚-勒加斯(Jaime Garcia-Legaz)周一在《西班牙经济学家报》(El Economista)出版社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西班牙政府正在考虑向在西班牙购买16万欧元以上房屋的外国人发放定居证的问题。

他说，这个政策主要面向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市场。勒加斯解释说，这项政策将主要面向中国和俄罗斯的富裕阶层，他们对西班牙房地产有大量需求。他说，此举也将限制政府向那些购买低价住房的外国人提供定居权。

显然，只要一些官员和富人愿意，他们总会找到合适移民的地点和办法。如果长此下去，大国空巢就不是警醒之语，而是现实的问题。富人走了，他们带走的仅仅是财富，而官员移民的危害更大。他们不仅带走财富，而且在抢劫、毒害这个国家。

因为心在曹营心在汉，所以他们并不安心经营管理乡镇、城市、国企和部门。于是，各种暴力执法、野蛮开采、官商勾结，对有毒食品视而不见等问题出现了，其目的只有一个：快速捞钱，为自己和子孙万代最大化地积累财富。

在汹涌的移民大潮之中，穷人只能望洋兴叹了，因为这次移民比拼的是资本而不是学历和技术。未来的移民趋势也大抵如此，不会有重大的改变，富人永远是这个世界的宠儿。

这让笔者想到了战国时期的孟子说过的一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可惜前半句并没有说对，因为当今富贵之人该淫都淫完了，而后半句预言却很准确：贫贱之人确实没法移民。留给他们只有被严重污染的空气、水和土地，被开采一空的荒山野岭和全身的重金属和农药。

其实问题并不难，只要开启改革创新之门，其它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让这些问题官员不能再为非作歹，为所欲为，中国人才更有安全感。

作者简介:杨佩昌，德国经济政策领域的权威专家，从事欧洲经济政策与中欧贸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