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儿失踪

1975年的四月里，一阵狂风暴雨席卷了柬埔寨，也席卷了整个印支半岛，红色高棉夺取首都金边，人们正在兴高彩烈地欢迎他们入城，谁知他们一声令下，把全国各城镇的人都通通赶出城市，赶到荒山僻野去，不听从者就开枪射杀，路上成千上万的人露宿风餐，饱受饥寒之苦。老残弱幼者，不是死亡，就是饿死。或者被开枪杀死，正如他们的政策，声称柬埔寨全国人口700万，只要保存400万的基本群众就够了，所以后来的传媒报道红色高棉杀害了三百万人民。但比较可靠的数字是170万人吧！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真是尸横遍野，惨绝人寰，世界历史上几百年来从没有听过见过的，我的最小男孩子，当年15岁，寄住在一家制作糖果店朋友的家，被红柬从金边城赶出来，全家都失踪了，后来我逃到越南来，到柬越边境和仙、朱笃、西宁等地寻找，都杳无音信。托人到泰国难民营，越南难民营寻找，在泰国登报寻人，到法国巴黎、澳洲雪梨、美国洛杉矶都遍寻不获，虽然时隔现在已经三十多年，我还一直在想念他，总觉得做父亲的不能照顾好儿子，引为内疚。

我原来的家，在越南滀臻省的一个小市镇。父母经营一间布店，靠妹妹们的经营，生活算是不错。谁知越南南方刚解放，灾难就降到我家来。在所谓“打倒买办资产阶级”的幌子下在1975年的9月里，一夜之间，在南方各城镇，展开“打资产”的战役。我家也被几个“干部” 占住了，把所有的布匹，平价发卖，钱被没收了。还要逼供，黄金、美金藏在那里，翻箱倒柜，隔离审问。我的那位70多岁的老母亲，被吓得满身发抖，只好把家中积存下来的几两首饰如数交出来，他们还恐吓要捉去坐牢。十多天后，“干部”撤了，我家的财产也完了，事情也就不了了之。这是什么世界，光天化日抢走别人的东西！

身陷囫囵

我原来的职业是教书，在越南西贡教了好几年，后来转到柬埔寨又教了十多年，1975年回到越南又在胡志明市第六郡的华校中学任教。刚解放后的新政府，接连掀起许多新运动“打资产”“建新经济区”等等。我和其他教师们，都奉公守法尽好自己的职守。1978年3月，政府又发动“文化之光”运动，如晴天霹雳，灾难又降到我的头上。在23日的夜里突然几个公安人员闯到我家里，宣布逮捕令，搜查屋子。这样，就无端端地把我关进黑牢（单人牢房），两年后才调到集体牢房去，后来在牢里才知道被捉的各界华人有五六百人，民族资本家、校长、教师、记者，亲台湾的，亲中国的。坚持中国国籍，抓错名的……一句话，就是“怕”这些人在华人社会中的影响力。在牢里因缺医缺药先后病死和自杀的有十几位。后来才知道，这是统治当局有预谋，有计划的反华、排华。我们在狱中生活更是一言难尽。1988年中苏关系改善，12月中国外交部长访问莫斯科。我们又突然从鬼门关无罪释放出来。我们的释放令“罪状”是空白的，我的天呀！这是什么社会呀！我们坐了将近十一年的牢，人生究竟有几个十年，我们的青春是被扼杀掉的。

这样的社会，教人怎么呆得下呢？1978年我的儿子，侄儿们都相继逃奔怒海，死里逃生。现在有的在美国，我的儿子到加拿大，儿子夫妇辛勤工作，赚钱寄回越南，养活我一家，包括养活我在牢里。1991年又担保我全家老少七个人到加拿大定居。

到达加国

到达加国，觉得加拿大的蓝天是美丽的，空气是新鲜的，自由的。加国是我美好的家园，我在超级市场干了七年。现在退休了，我也乐于参加社会工作，在潮州会、越棉寮华人协会任理事十几年。做出一点小贡献，参与创办校友会，团结我们的华人兄弟姐妹，维护我们自身的合理权益，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鼓励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要热爱自己的祖籍国，为促进中加友好，起桥梁作用。只有中国更强大，中加友好就会更平稳，更发展，我们就会更幸福。

现在。我的子女生活安定，子孙成群，十个孙子中，五个已经读大学了。这是我在越南从来不敢梦想的，现在每隔一两年我就出国旅游。到中国、美国、澳洲、法国及欧洲各国探亲访友，学生遍布各国，受到他们热情接待，这是穷教师的最大安慰，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现在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当然任何社会，人生都没有十全十美的，我要反思：我的苦难哪里来？我的幸福谁赐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