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短房撰文：白求恩是个需要被重新认识的历史人物，中国人和加拿大人均是如此。本文讲述一个你所不知道的白求恩。

很多中国人是因为知道白求恩，才知道加拿大的，因为“老三篇”，曾有一段时间，中国人真的是上至八十三，下至手里搀，人人知道有个叫白求恩的加拿大人，是“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当国门敞开，他们开始有更多机会去加拿大看一看、转一转时，往往会特意跑到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小城，去看一眼白求恩的故居，他们中很少有人知道，那座故居直到1976年加中建交，才被加拿大联邦政府开辟成纪念地。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前来这里凭吊、参观的几乎都是中国人，大多数普通加拿大人对自己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同胞，并没有特别多的记忆。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尤其近10年来，加拿大人和中国人似乎都开始重新认识诺尔曼.白求恩，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在中国，当1990年版加、中、法三国合拍电影《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成长》在3年后公映，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上过“老三篇”的“白大夫”竟曾是个“问题青年”，且有着如此之多的“低级趣味”，其50多年的生涯充满了复杂的色彩，可谓半点也不“纯粹”。
在加拿大，当左翼和右翼、自由市场论者和福利国家论者、“北美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一次又一次激辩，并不可避免地将白求恩的名字反复提及。
当酷爱以数据、资料说服对手的加拿大人开始刨根问底，去探究这个名字熟悉、事迹陌生的同胞时，却同样惊讶地发现，白求恩对加拿大当代社会、生活竟产生过如此大、如此多的影响——而这一切居然同样被他的同胞疏忽和遗忘了。
正如2002年8月，白求恩铜像在其故居落成时，时任加拿大总督的伍冰枝所言，白求恩是个“需要被今天的人们重新认识”的历史人物，中国人是如此，加拿大人也是如此。
出身名门医学渊源
在加拿大这个移民国家里，绝大多数人的血缘都可追溯到外国，白求恩也不例外：他的高祖父约翰.白求恩是苏格兰人，家族的族长。
18世纪后半叶，英国和法国为争夺北美北部殖民地大打出手的时代，他以牧师身份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在蒙特利尔建立了当地首家苏格兰长老会。当时的蒙特利尔是法国殖民重镇，约翰.白求恩的选择充满了勇气和风险。
约翰.白求恩的儿子安格斯.白求恩，冒险精神比乃父更强，他年纪轻轻加入了当时垄断北美皮毛交易的西北公司，在美国和加拿大广袤的不毛之地探险、游历。
由此可见，富于冒险精神和不安现状，是白求恩家族的传统，诺尔曼.白求恩日后的经历，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血脉的传承。
白求恩家族的第一个医生也叫诺尔曼.白求恩——本文传主的爷爷，和传主同名同姓。老诺尔曼是科班出身的医生，还在英国伦敦皇家医学院学习，归国后参与创办了著名的“上加拿大医学院”，这所后来被并入多伦多圣三一学院的医学专门学府，是今天多伦多大学医学专业的前身之一。
然而冒险和医学的血脉，似乎差点在白求恩父亲一代断绝：他的父亲马尔科姆.白求恩是安大略省小镇格雷文赫斯特一名普普通通、但虔诚无比的牧师，忠实于工作和家庭，渴望平静的生活，对子女的管束也很严厉。小诺尔曼.白求恩是家中长子，自然受到最严格的教育。
白求恩自幼多才多艺，具有音乐和美术的才能，他喜欢科学，中学时成绩最好的专业是生物，初中毕业后，他报考了当时并不出名的安大略欧文桑德专上学院学医，这在一开始似乎并不足以证明他喜欢医学。
因为有记载表示，他曾告诉朋友，当年作此选择，是因为这所学校费用低廉且课程宽松，可以边打工边深造，而当时他家庭经济状况拮据，负担不起诸如艺术之类更“奢侈”的专业学习费用。
但也有传闻称，白求恩从小就对解剖和骨骼结构兴趣盎然，并在8岁时宣布放弃原本的复名“亨利.诺尔曼”，而选择和祖父一样的“诺尔曼”，并将祖父的医生铭牌挂在自己卧室门口，表示继承祖父衣钵的决心。孰是孰非（或两种传说都是真的），就不得而知了。
在学习期间，白求恩是个勤奋的打工者，他当过伐木工、小学代课老师、轮船锅炉工、消防员、餐厅侍应生和报社记者。但1909年，即他从专上学院毕业后的第三年，他作出的一个抉择表明，自己的确遗传了祖父的血脉：他在攒够学费后，报考了多伦多大学胸外科专业，这正是老诺尔曼.白求恩参与创建的学府。
国际主义还是爱国主义？
“老三篇”中盛赞白求恩是个“国际主义者”，而在当代加拿大，这并非一个没有争议的术语。今年7月中旬，加拿大联邦政府批准动用联邦资金250万加元，资助修建白求恩故居游客服务中心，引发保守派联邦议员罗布.安德斯的强烈反对，反对意见之一，就是认为“国际主义”是对加拿大的不敬。
如今已血脉涣散的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即白求恩参加的左翼政党），以及其四分五裂的几个“嫡系后代”，长期以来也沿袭传统口径，强调白求恩的“国际主义”属性，仿佛不这样说，就无法彰显白求恩的伟大一般。
然而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在辩客们的争辩声中发现，白求恩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
1911年，年仅21岁的他宣布休学一年，作为一名“边疆学院”的志愿者，前往安省北部人烟罕至、大半年被冰雪覆盖的伐木者和采矿者营地，为这些人提供教育服务。这个计划带有政府和教会色彩，当年参加这类组织的，几乎都是“爱国青年”和虔诚的教徒。
1914年，一战在欧洲打响，尽管远离战场，但加拿大还是以前英国属地的身份参战，并以“爱国主义”的名义在国内进行了动员，白求恩再次宣布休学，加入加拿大第二师医疗队，从事战场外科救护，并因抬担架在战场受伤，他的大学学位，是回国养伤期间获得。他是整个多伦多第10名入伍的志愿兵，在当时曾被当做“爱国青年”典范宣扬。
1917年，伤愈的他再度参战，这次他并未直接上前线，而是作为持照的外科医生，以英国皇家海军中尉的身份在英国查塔姆医院服务，1918年转入加拿大驻法国航空队，继续当他的军医。
据说就是在这一阶段，他的“爱国主义”情结第一次被“国际主义”所动摇：一本后人撰写的白求恩传记称，这一阶段的白求恩感到十分迷惘，战争结束了，他却不知该归向何处，年轻时他只熟悉加拿大，成年后又只熟悉欧洲，而欧洲此时，正是无政府主义、幻灭主义等思潮泛滥的迷惘年代。
和弗朗西斯的婚姻将他勉强拉回“世俗生活”，他在荒唐生涯中完成了医学深造，并在妻子遗产消耗殆尽、荒唐生涯无法继续后，于1924年底返回北美，但并未在加拿大久居，而是去美国底特律挂牌行医。
由于医术精湛，他意外地被当地名医格兰特.马丁赏识，从此名声大噪，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然而这时他却日益强烈地滋生了一种烦恼：在经历过战火和战后欧洲萧条的他看来，最需要医疗帮助的，无疑是穷人，可能看得起病的却都是富人，能上名医诊所看病的，则更是富人中的富人。
在经历肺结核的死里逃生和婚姻变故后，他在1929年初回到加拿大，加盟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跟随著名胸外科权威爱德华.阿奇博尔德大夫深造，并逐渐成为名声鹊起的胸外科权威。
这一阶段的他事业顺利，婚姻失意，但他的世界观似乎逐渐成形：1932年，他发表《肺结核治疗宜趁早》的论文，鲜明地提出“肺结核的根源不是病灶，而是贫穷”。
此时整个北美正陷入空前大萧条，贫穷这个“肺结核的根源”不但无法根除，而且越来越严重，对此他苦闷不已，称“医生无法解决应由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解决的问题”。
1934年，他对妻子弗朗西斯说，医学“已走进死胡同”，因为原本应服务于全体人民健康的事业，如今却成为需要“随行就市的商品”，只有有钱人才能享受，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普遍保护全民健康’的医学理念”。
他表示，自己要放弃名医所享有的一切，“到人民中间去”，并呼吁改变整个医疗制度，建立覆盖全民的福利医疗。
他并非仅仅这样想，而是直接这样做。他跑到蒙特利尔失业者协会的办公室，宣布免费为穷人治病，正是通过这一渠道，他接触了共产主义者团体，并在1935年夏获得去苏联列宁格勒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的机会。
在苏联，他看到了“社会主义医疗制度”——全部免费和覆盖全员、由国家财政负担的福利医疗体制，并真心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疗制度”，回国后他将自己所理解的“苏联式医疗保障体系”整理成文，在加拿大到处宣扬。
应该指出的是，大萧条时期和此后一段时间，是北美左翼思潮最风行的阶段，饱受大萧条痛苦的北美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对“苏联经济奇迹”产生强烈好感和好奇。
甚至有相当多美国人自愿移居苏联，成为苏联公民，白求恩出于对全民医疗体制的向往，在那个年代产生那样的想法是很正常、很合时宜的，事实上当时邀请他演讲的北美机构纷至沓来。
当然，白求恩的苏联之行实际是走马观花，加上他又是个主管色彩强烈的人，这个所谓“苏联医保模式”，与其说是现实，毋宁说是他本人理想的折射。
白求恩组织了上百名志同道合的医务和社会工作者，组成“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并在1936年7月发布致魁北克省政府的宣言，提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适用于全体工资劳动者的强制健保体系”，失业者则由政府提供义务医疗，并全免费用。这是全加拿大首份系统性提倡全民医保的纲领性文件。
这种健保思想是“国际主义”还是“爱国主义”的？几十年后的今天，加拿大人仍争辩不休。保守派认为，白求恩的思想来源于苏联，因此是“邪恶共产主义思想的附属品”。
但更多人则指出，白求恩只在苏联呆了很短时间，他的健保思想早在去苏联前便已成型，是因为在贫民中提倡免费医疗，他才被左翼组织选中送到苏联。
而非相反，他回国后所提倡的医保，是依靠加拿大政府，而非颠覆这个政府另起炉灶，其服务对象也是加拿大人，因此从本质上还是“爱国主义”的。今天许多人将白求恩视作加拿大健保体系倡导者之一，也正是从这一逻辑所推论的。
不过在这一时期，他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次年，一个证明他是“国际主义者”的机会到来了：西班牙内战爆发，“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的总部正设在加拿大多伦多，他们派员邀请白求恩去西班牙参战。
46岁的白求恩在三周后放弃在加拿大的一切，立下遗嘱，踏上赴西班牙的征程，理由是“如果不趁还能制止时制止（法西斯主义），世界将被变成一个屠宰场”，这是一个带有浓厚第三国际30年代前期色彩的宣言。
在西班牙他努力救死扶伤，并曾巡回欧洲、北美，为西班牙共和派募集支持，谴责英、法、美的漠视。西班牙共和派在战场上的失利，和西班牙内战的残酷让他饱受创伤，1937年6月6日他动身回国，试图“唤醒那些沉睡的人们”。
但就在巡回演讲过程中，他得悉抗战全面爆发，便受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和美国共产党委派，通过宋庆龄“保卫中国同盟”渠道，于1938年1月2日搭乘“日本皇后”号班轮从温哥华启程赴中国，1月20日抵达香港，23日飞抵当时尚未陷落的抗战大本营汉口，2月22日，他离开汉口奔赴延安，后转赴晋察冀边区，开始了一段中国人非常熟悉，而加拿大人非常陌生的新生活。
从那时起，直到1939年11月12日去世，白求恩都充分表现出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姿态：他和毛泽东交谈，给他写信，向聂荣臻提出各种专业性建议，临终前的遗言，除了要求聂荣臻给加拿大劳工进步党总书记蒂姆.布克和美国共产党负责人白劳德写信，告诉自己“一切都很快乐”和“唯一希望是多做贡献”外，特别提到的是每年购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以便治疗虐疾病患者和贫血病者，还特别提醒“千万别再去保定、平津买药”，因为“价格比沪港贵两倍”。
在今年7月的“纪念馆争议”中，一些右翼加拿大人士指责白求恩是“毛泽东的走狗”、“毛的帮凶”，是“邪恶的共产主义毛派信徒”，而白求恩的仰慕者都是“共产主义的残渣余孽”。
但许多研究者都指出，白求恩在中国期间的言论和行为，都和其一贯理念、和其医生及反法西斯主义者的身份相一致，所留下的文字和事迹很少涉及意识形态。
事实上，当得知白求恩去世后，加拿大著名医学专家理查德.布朗大夫就发表《告加拿大人民书》，指出“白求恩大夫自称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我认为他是一名上帝的圣徒”，而曾在晋察冀边区接触过白求恩的外国传教士也证实，白仍然自称“天主教信徒”，并相信自己帮助中国抗战，正是在遵循上帝的意志。
白求恩到底是爱国主义者、还是国际主义者？或许两个都是，无论如何，这个争论还会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