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亚投行的失策和挫败，对中东外交与军事决策混乱，导致中东局势大变，沙乌地阿拉伯和伊朗几乎已开始一场代理战争。连串事件折损美国全球威信，中国藉经济实力扩张影响力，以致英国“金融时报”出现“中国崛起，终结美国世纪？”和“全球治理走向‘后美国时代’”等讨论；中国媒体更兴高采烈，仿佛亚投行就是整个世界，中美大战，而中国战胜了。

但观察美国舆论，朝野似乎都从容镇定，只把亚投行看作世界金融体系的一环，美国人关心此事者很少。柯林顿政府首位女国务卿欧布莱特说，美国这事搞砸了，美国如加入，有助推动透明和法治理念。白宫转变态度，希望与亚投行合作，美国正准备下一步棋，并未气急败坏。

美国近期对外关系确实连连失利，远的有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纷争、叙利亚、伊斯兰国(IS)，近的有叶门问题、亚投行创设，都显示全球领导力走弱，才有“美国世纪”结束，中国取而代之的说法。中国经济实力壮大，想增加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有自己主导的领域，亚投行创设，就是类似思维的产物。讽刺的是，亚投行诞生快速，这么多国家“接生”和加盟，背后其实是美国两党恶斗、府会不和，间接“催生”了亚投行。

美国数十年来主导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IMF)，与日本共同主导亚洲开发银行(ADB)，垄断国际金融体系。20国集团(G20)峰会五年前即通过，改革这些机构，降低美欧日投票份额，把投票权转移新兴经济体；中国快成全球最大经济体，但IMF投票权仅有美国的六分之一，非常不合理。小布希、欧巴马总统都赞成改革，但改革提议却一再被国会否决。

国会还抱持美国“唯我独尊”想法，府会两党不和，互相杯葛，祸延IMF等改革。小布希任内倡议中国成为美国“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但北京拿出500亿美元创设亚投行，履行国际职责时，美国却杯葛，以为中国想分庭抗礼，还劝说盟邦勿加入。国际间本就见利忘义，不料反应意外热烈，亚投行变成“一带一路”大战略的领头羊，狠甩华府一记耳光，也造就美国近年最严重的外交挫败。

类似自乱阵脚戏码，也发生在伊朗核武问题上。两党内斗和政治对立，众院议长贝纳违反惯例、侵犯总统外交权，邀以色列总理内唐亚胡到参众两院联席会演讲，与欧巴马政策唱反调；47位共和党参议员致函伊朗最高领导人，威胁不能和美国总统达成协议，都属荒唐、伤害美国威信和国际地位的举动。其他如反对授权欧巴马扩大对IS用武，件件都损害美国利益和外交影响力。

美国真正的敌手，其实是自己。一在人谋不臧，总统、国会议员都是民选，却都忘记妥协精神和国家利益，只有意识形态的坚持和对立，使美国丧失“自我修复”能力。二在体制陈旧，改革困难。譬如开放移民政策踌躇、公务员系统效率低落、工会庞大失去制衡，使企业竞争力流失等，折损美国的优势。

美国衰弱、中国崛起，亚投行事件象征美国世纪的结束，近日成华人世界相对高亢的舆论声音。但实情真如此吗？哈佛大学教授、“软实力”概念发明者约瑟夫‧奈伊(Joseph Nye)的意见颇值参考。他认为，世界并未进入“后美国时代”。1970、80年代，大家也曾离谱地高估过苏联、日本，而今安在。现在，有人把中国看成十呎高的巨人，宣称“中国世纪”来了。中国数十年内可能逼近美国，但未必能在军事、经济和软实力等方面超越美国；何况中国可能有国内的重大政治挫折等挑战。

美国有弱点，譬如债务、中学教育、收入不平等、政治僵局等，问题严峻，但军事和软实力、人口结构、技术和能源方面，美国都占优势，地理和创业文化更有利美国。而中国经济增长率并非如线性预测一样，永远往上增长；美国与欧洲、日本和印度的关系，都保持在有利状态，但中国在亚洲却处于地缘政治劣势。未来亚投行的创设和运作，挑战还很多，胜败还在未定之天。

美国最强盛时期也曾有过挫折，1956年美国无力阻拦苏联镇压匈牙利抗暴，也难阻挡英、法、以色列入侵苏伊士运河。人们常强调国际多元合作共赢，却期待美国继续一呼百诺，用一次挫折，就论断美国领导世界的地位告终，既嫌武断，判定也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