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两会”召开之际，3月7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将发生的中国崩裂”长文，断言中共统治已进入“终局”(endgame)，习近平的无情手段把中共带进末日临界点。此文一出，激起千层浪。支持和反对的辩论不断，但双方都同意，沈大伟在学术界从亲中共到唱衰中共，态度转变有其重要意义。

沈大伟研究中共政党体制蜕变，在中国问题专家中夙富盛名。2014年中国外交学院对美国知华派学者评估，列名158位学者中，沈大伟影响力排第二，仅次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兰普顿(David M. Lampton)。沈大伟1989年六四事件时，就大胆预测中共不会垮台，反而能获重生，当时只有极少数学者做出那种判断。

经过20多年仔细观察，并有机会与中共政学界高层密切交往互动，2008年他出版《中国共产党：从萎缩到适应》专著，得到广泛好评。书中把中共描述成善于学习、与时俱进，逐步开放、懂得领导社会，足以解释中国为什么能撑起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快速崛起。

由于这些背景，中共当权派视沈大伟如知己，中央高官和党校向他开放。但这样背景的学者居然反目，在美国重要媒体列出五大理由，说明中共来日无多，大大抹黑唱衰习近平的“中兴雄主”形象。他甚至不排除由于习的任性，得罪所有集团势力，把自己陷入形单影只，而可能被党内同僚罢黜或发生军事政变。

这样极端的预测，当然引起各方侧目。他大张旗鼓表态，对自己学术地位及与中共的关系都非常冒险。中国官方“环球时报”立刻批驳，指“无论是在做机会主义的新站队，还是沈大伟晚年对华认识变化的真实反映，都会是学术研究的败笔。”

沈大伟的五大论点并不新鲜，在反华派论述中早是老生常谈。第一是富豪精英集团加速大量外逃；第二是各种形式政治高压加剧；第三，体制内学者早就不相信自己宣传，看穿国王新衣；第四，体制内外从官场到社会文化普遍腐败；第五，深化改革寸步难行，受到强大既得利益集团集体阻挡。这五个现象固然存在，但并不足以支持中共日薄西山的论断，所以反对沈大伟“崩溃论”的说法很多，也很有力。

反对者甚至认为，也许沈大伟都不能用五点证据说服自己，为什么还做出大胆预言？“环球时报”评论认为，沈最终未能跳出西方价值观或政治规律对他产生的干扰，使他变得像章家敦之流的“中国占卜者”一样庸俗。

这种以西方价值观和相信普世性政治规律，切入沈大伟的学理分析，比较有意思。沈对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时期推动中共党内改革，从2000至2008年，江胡有限度谨慎开放党体制，推动多重体制改革，“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扩大中共的社会基础和执政方针多有肯定。

简言之，从六四后，虽然传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灵，迫使邓小平下令“不要争论”，可是江泽民利用全球资本主义化最扩张的时代大潮中，闷声大发财，全民经商向钱看，纵容权贵贪污，取得党内各派政治妥协，把社会生产力最高的成份纳入党内。在曾庆红规画献策和辅佐下，江泽民把原来列宁式“革命党”朝向保守意识形态的“执政党”方向，调整蜕变。以经济腾飞成绩，换取人民容忍中共政治垄断。这是沈大伟赞赏并大力鼓吹的正确路线。

可是江胡在位20年的GDP至上主义，全党全军全盘腐化，社会矛盾尖锐。中共走进“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的两难。沈大伟仍希望中共逐步开放，走向缓和衰败的“安乐死”，符合最少动荡的政治转型。可是人少势单的习近平和王歧山等红二代却逆势而为，朝向恢复毛泽东体制，四面出击，不惜打破党内结构平衡。中共“外硬内软”，内部早就十分脆弱。习的强势做为，只会使高层权力派系斗争白热化，提早走上他们极力想避免的苏联崩溃结局。

两会期间，“庆亲王”的影射文章，再没有“铁帽子王”说法，当局似在制造整肃曾庆红气氛。而曾庆红透过旧属施芝鸿高调抗议，绝不服输。这时著名的沈大伟在国际媒体发声，为江胡曾唱好，难免给外界“护驾”和意在言外的观感，学术也蒙上了权斗色彩。习王会不会就此收手？今年秋天的五中全会大会战，必然更加精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