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富商陈启宗和陈乐宗兄弟，日前捐款3.5亿美元给哈佛大学，成为哈佛创校378年来最大的单笔捐款。捐赠金额如此大巨款给哈佛，引华人热议。有人质疑：为什么不捐给中国的大学？这是当事人意愿，不能强求；捐款回馈母校，超越国界、嘉惠后代，一样意义非凡。

近年中国人巨额捐款事迹越来越多，传奇美谭见仁见智，或可从几个角度思考看待：

第一，捐款发展教育，无论捐给谁都是好事；当然，中国人如能捐给中国的大学，发展中国高等教育，自然更符同胞期待。但陈乐宗出身哈佛，校友捐款回馈母校，感恩之外，一定有其道理；何况陈氏兄弟不只捐款哈佛，也捐款给南加大、洛杉矶加大、麻省理工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并曾捐款1亿港币给香港中文大学，设立“晨兴书院”。陈启宗曾说，他家有个传统，钱不留给子孙，钱有更重要的公益用途，美哉斯言。

第二，牛津、剑桥兴盛，主因之一在钱。牛津1096年创设(距今918年，与苏东坡差不多同时)，剑桥成立于1209年，两所最悠久大学历数百年不衰，钱从何来？除了政府拨款(两校都是公校)，更来自校友捐献。钱用于校园硬体、雇用最佳师资、供应研究经费，学校与时俱进，维持顶尖行列。哈佛是美国最早设立的大学，时间越长培养人才越多，出名有成的校友也越多，捐款回馈母校成风，良性循环使强者越强。史丹福趁近年科技大潮异军突起，校友杨致远2007年捐7500万美元给母校；史大校园有“惠普楼”，是科技业惠普公司两名创办人捐款兴建，校友回馈母校都成佳话。

第三，中国高校须鼓励更多人捐款。中国高等院校要发展成世界一流大学，除了国家预算支应，还应鼓励捐款，这种风气正是社会的正能量。柏克莱加大今春宣布成功筹得31亿美元，筹款自2008年9月发动(刚好遇上金融危机爆发)，2013年底完成，所得捐款几乎全来自校友，用作奖学金、研究费和雇用教师。柏克莱是公立大学，州政府拨款有限，但靠募款维持全美最佳公立大学地位，颇值中国借镜。

第四，中国捐款制度有待改革。中国高校要鼓励捐款，首先须改革接受和管理捐款制度。美国各大学设有接受和管理捐款的基金会，雇用专业人才管理，而基金会则受校董会监督，校董会由独立人士、校友和师生代表组成，制度公平透明，确保捐款用于学校，易获捐款人信任。中国院校捐款，多数由学校行政官员负责。例如近年天灾捐款，每每被揭贪污，难取信公众。政府税务制度配合、公益捐款免税、社会表彰这类善行，都有必要。

第五，跨越国界捐款助学应被容许赞扬。华人捐款哈佛或其他美国大学越来越多。譬如潘石屹、张欣近期捐款哈佛设助学金，限中国留学生家庭收入6.5万美元以下者申请。捐款也可规定作交换学生用途，让中美学生交流，实现国际合作。柏克莱加大9月10日才宣布，与中国清华大学合作，在深圳清华校园设研究中心，供两校教授、研究生共同研究奈米科技和奈米医学、低碳及新能源、资讯及新一代互联网等三个尖端领域。这类交流跨越种族国界，着眼人类福祉，目标高远，何必拘泥国界。

第六，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密不可分。自容闳1872年赴美留学开始，中国现代化步伐与留学生息息相关。从孙中山留美，邓小平、周恩来留法，到严复、胡适留欧留美，到当代大量留学生对母国的贡献，一部中国现代史与留学生关系密切。从这个角度看，潘石屹捐款哈佛设中国留学生助学金，直接资助中国清寒学生留学，何须因民族主义吃味而被批评？李光耀曾说：中国现代化的最大推动力量之一，正是每年大量回流中国的留学生。格局大、眼光远，也是捐款的圭臬。

第七，期待中国崛起与逆向留学。一个半世纪来，中国人出国留学成为“镀金”，华人寄望唐朝盛世重现，全球人类都能向往中国，赴中国留学取经。中国经济实力已居全球第二，但教育文化软实力仍落后，每年40、50万学生出国留学，向外国贡献上百亿美元。那一天中国一流大学也能跻身全球大学排名前列，才是中国软实力真正崛起。但达成这个目标只靠政府，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