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因南海主权与中国起争端，政府默许劳工示威，竟演变成排华砸厂抢掠的暴动，台海两岸都有人死亡或受伤，台商损失更大。中国外长王毅已和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紧急通话，表达强烈谴责和抗议；台北也向越方交涉，要求保障台商安全。整个事件发展，无论南海主权或保护侨民、暴动后续求偿等，都把政治犹存隔阂的两岸推向同一立场和处境，印证今后争议再发生时，两岸同胞的利害关系休戚与共，两岸政府须合作面对。

这起近年最大的外国排华暴动，可分很多层面看。事件也折射中国崛起后，国力辐射和主权主张，已带给周边国家压力和反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与中共系出同源、同属共党执政，且越南曾受中国长期军经援助，如今却敌视中国最烈，足见中国带给邻邦的感受，不同于自身的认知。

从国家形象看，“中国的周遭除了巴基斯坦、缅甸外，没有真心的朋友”固属夸大，领土和主权也不能因友谊而妥协，但北京急于展示中国肌肉的布局，挑战将愈见增加，并非藉美国策动，用以牵制中国崛起就可推托。如何用更软硬适中、进退有度的策略，降低邻国对“中华古老帝国”重返的忧惧，已成中国崛起和对外关系的新挑战。

对台商而言，大陆崛起既是机会和筹码，却也能变包袱，被拖累或间接受害。排华暴动受害的200多家台商，部分是1990年代李登辉主政时，为避免台商“西进”大陆，导致台湾经济过度依赖大陆，响应“南向政策”赴越南的投资者。这些想“避开”中国，却反因“反中国”暴动付出代价的商人，毕生心血付之一炬。是造化弄人或政经判断出错，近2300家越南台商只能概括承受，这是地狭人稠、发展受限的台湾工商界共同的苦和痛。

从历史和主权的法理看，两岸政府最终或须牵手维护南海权益。历史上，两个政府都主张南海九段线(即U型线)是中国固有疆土海域，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中华民国政府1947年宣布九段线为领海，公诸国际，目前事实上驻军太平岛，但极力想置身中国与南海诸国和美国的争议之外。

北京对南海立场强硬，主要有三项法理硬根据：一，1933年，丹麦与挪威就东格陵兰岛主权争端诉诸国际法庭，最终丹麦胜诉，主因在挪威外长曾向丹麦公使表示，不反对丹麦对格陵兰的主权要求。这个案例体现国际法的“禁止反言”(反悔)原则，言既出口，驷马难追。

二，越南政府历来外交照会，包括1958年越南总理范文同给中国总理周恩来信函、声明，或越南报刊、官方地图，均承认西沙和南沙群岛属中国。其后越南出尔反尔，违反“禁止反言”原则。1974年中越海战后，越南战败，中国继续统治该海域迄今。

三，中国已批准和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2006年宣布不接受强制仲裁。亦即，即使今年3月底，菲律宾向国际仲裁法庭提交中国主张南海的U型线，违反海洋法公约，但最终国际法庭如裁决菲方胜诉，对中国已无约束力。

这些国际法法源，是北京主张南海主权，并安置钻油平台的强力依据。未来有关南海主权的国际商议和解决，自然不应排除台湾参与。而排华暴动台商直接受害，更旁证大陆、台湾的“二分法”，在外人面前意义不大，并非台北外交部印赠“我是台湾人，我来自台湾”越文贴纸就可区分和解决，李登辉评“憨（笨傻之意）成这样”有其道理。

外国排华历史源远流长，从70年代印尼、马来西亚杀戮华人，1998年印尼再度排华暴动，难以根绝。中国资本输出和侨商正快速增加，母国的作为和华侨命运联系将更紧密，而即使两岸政治分歧仍在，台商、台侨都难脱中国因素的影响。

习近平上台以来常强调“两岸一家亲”，应从政治喊话和情感诉求，落实到真正的保侨护侨作为。越南经济仰赖中国，北京对河内当局的政治影响力大，军事实力更凌驾越南甚多。北京既已向越南政府强力表态，就该贯彻同时为陆商、也为台商讨回公道，争取全额赔偿。希望越南暴动对两岸政府能有新启发，将来商讨建立互助机制，排除楚河汉界分野，落实保护海外侨商和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