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这位“自由与和平的斗士”已传出过病危情况，当时不少媒体已经拟定讣闻，而最终12月5日曼德拉因肺部感染去世，这一时刻的来临，让铺天盖地的纪念浪潮淹没了世界。

伟人盖棺论定之际，总是争议喧嚣时刻，曼德拉也不例外。赞扬之际，质疑依旧，从他三次跌宕变化的婚姻到早年被认定恐怖主义的生涯到政治取向，甚至，他27年的入狱生涯也成为他缺席南非变革的事实之一，至于曼德拉身后的南非，更是引发泼天分歧。

赞美诗和口水战后，哪一个是曼德拉的真相？或许都不是。基本事实是，在似乎是最不可能达成和解的地方，曼德拉让和解成为可能。历史的某些紧要关头，确实就维系于少数人的决定。今日南非仍旧有种种问题，但是至少对于种族的集体愤怒已然淡化不少。

对今日南非，误读与误解无处不在，抛开意识形态以及固有思维的局限，数据有助于厘清思路，南非的经济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在非洲大陆一枝独秀，人均收入远高于南部非洲各国；80年代中期开始，南非因为种族隔离遭遇国际社会制裁，经济增速一路走低，从年均4%左右水平最低降低至90年代初期的0%～1%左右；随后，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非国大上台执政，国际社会也迅即解除制裁，南非经济增速开始一路上行，到2007年达到5.6%。

南非一直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近年更被邀请加入金砖国家。从与民众关系最大的人均收入来看，南非2011年人均收入按照挂牌汇率计算大约6860美元，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大约为10790美元，远高于非洲其他各国，也高于印度、印尼、中国等国。如果在这一收入水平上比较，南非近10年来的经济增长并不算差。

正如光辉岁月终究会离场，彩虹国度难免有阴影，南非社会目前也存在诸多问题：犯罪率仍旧过高，失业率高企，贫富不均位于世界前列，更不用提不少原本统治南非的白人（布尔人）的没落与离席，令不少围观者不无感伤——邪恶的旧制度一去不复返，代表希望的新制度却不尽如人意。

如果说种族隔离过去是南非的最大之耻，如今或许应该算是贫富差距，虽说最富裕的人群中黑人的比重并不低——换而言之，取消隔离之后的南非也“全球化”了，种族矛盾被阶级矛盾取消了。

南非收入分配不均有多严重？在主要经济大国中，南非与巴西可能是收入分配最不均等的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2001年巴西收入最低的20%居民仅占有总收入的2.07%，中左政党上台执政后在卢拉总统带领下执行更加有利于贫民的分配政策，这一指标大幅改善，到2011年上升到2.85%，仍旧属于全球最不平等的经济体。在非国大上台执政之后也力图改善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但由于种族等历史因素，非国大的努力算不上不成功。1995年，南非收入最低的20%居民占有总收入的3.57%，到2006年却进一步下滑到2.45%，到2009年小幅改善到2.70%，比同期的巴西还差——顺便说一句，中国在2005年最低的20%居民占有总收入的4.99%，好于南非，而很多中国人认为贫富差距巨大的印度的指标却为8.64%，几乎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不过，将这些归咎于曼德拉甚至种族制度的瓦解是不公允的，谁也不是圣人，能够只手缔造人间奇迹。民主或者废除种族隔离，是符合人类基本良知和正义的选择，但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制度必然带来经济的优势，不少研究已经指出民主对于经济增长没有相关性。不过，正是因为这样的符合人类认知的正确选择，才可能构建一个稳定的政府以及制度，也正因此，民主制度也许并不意味着高增长，但是往往意味着经济体的波动性较低，也就说，这样的国家往往不会突飞猛进，但是会保持稳定。事实上，民主化之后的南非经济波动性的确出现了减小的迹象。

反思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历史面前，赞美诗篇和道德批判同等乏力。伟大的政治家之所以伟大，与他们本人是否是圣人、英雄无关，而在于他能否为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符合大多数公众利益的决策，用一句中国老话来说就是在其位谋其政。无所作为是政治家最大悲剧，也是对于服务民众的不可原谅的渎职。从这个意义来说，曼德拉功过无需争辩，而当年与他合作的旧南非最后一任白人总统德克勒克值得分享同等光辉。同理可见，1987年决定解除戒严的蒋经国，1978决定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抑或9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都因为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击而赢得其政治家本分与个人身后名。

人们常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但权力其实也只是镜子，暴露一个人本质，因为更大的权力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政治是人类合作谋求公正的基石之一，即使这一途径往往被扭曲操纵，政治家的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涯也往往充满人性的污点，真正的政治家仍旧可能在那注定属于自己的时刻凸显出来，一击成功，青史留名——回到曼德拉，他甚至并不认为自己是圣人，相反，他曾经多次这样说过“圣人其实就是不断努力避免自己再犯错的罪人”，回到本文开头，这或许正是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