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遇刺身亡后，达拉斯就背上了“仇恨之城”的名声。人们指责达拉斯市民制造了一种狂热的右翼氛围，从而促使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枪杀了总统。达拉斯现任市长迈克•罗林斯(Mike Rawlings)告诉我：“有报道称，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达拉斯人去外地时，会因为自己是达拉斯人而感到尴尬。”

今年6月，在圣保罗的新城市峰会(New Cities Summit)上，我趁罗林斯偷偷打盹时找到了他。这位1976年揣着200美元来到达拉斯、后来当过必胜客(Pizza Hut)总裁的达拉斯市长正在小憩，暂时把他的日常活动——宣传达拉斯——放在了一边。但一个城市在经历一场闻名全球的创伤之后，如何在世人面前构建自己的形象？达拉斯花了50年的时间，才学会坦然接受那起刺杀事件。

1963年，让许多美国人无法接受的是，历史居然被奥斯瓦尔德这么个孤独的失败者改写了。因此，他们怪罪于一些更大的组织和群体。阴谋论者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或古巴流亡者策划了刺杀事件。其他人则谴责达拉斯这个城市。

《德克萨斯月刊》(Texas Monthly)写道：“那起悲剧似乎把世人对本州的印象固定了下来，即一个充斥着牛仔的州，那些牛仔动辄开枪、根本不值得原谅。”因为外面的人对达拉斯的其他方面知之甚少，于是刺杀事件成了这座城市的标签。事实上，1963年的达拉斯确实有一些讨厌肯尼迪、吵吵嚷嚷的右翼分子。在肯尼迪抵达达拉斯之前的几天，印着他的肖像、写有“通缉叛国者”(Wanted for Treason)的传单在城里随处可见。就在肯尼迪遇刺当天，《达拉斯晨报》(Dallas Morning News)整版刊出了一则颇不吉利的黑边广告，将他描绘为“共产主义的同路人”。看到广告，肯尼迪对妻子说：“我们今天要去一个疯子国了。”

肯尼迪遇刺后，许多人称达拉斯充斥着仇恨。新书《达拉斯1963》(Dallas 1963)的合著者比尔•米努塔利奥(Bill Minutaglio)说：“除了达拉斯，这种事不可能在其他任何地方发生。”

但谴责达拉斯是没有道理的。奥斯瓦尔德是马克思主义疯子，而不是右翼疯子。正如罗林斯所说：“达拉斯人爱戴总统。”近三分之一的达拉斯人为了亲眼一睹肯尼迪尊容而走出家门，现场几乎没有不友好的迹象。在车队中，德克萨斯州州长夫人内莉•康纳利(Nellie Connally)充满感情地说：“总统先生，您不能说达拉斯人不爱戴您。”她的话几乎没错儿。美国人很快明白，刺杀事件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凶手不是城市，而是人。

罗林斯说，1963年以后，许多达拉斯人“希望尽快走出这件事的阴影”。他们很少谈及刺杀事件。但民众的情绪渐渐变了。罗林斯说：“20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认为，达拉斯见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这不仅是因为那一刻发生了刺杀事件，更是因为那一刻似乎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那之后，越战升级、民权运动开花结果、第二波女权运动兴起。世界焕然一新，人类历史不知怎么的翻开了新的篇章。当时的达拉斯人说，‘我们必须确保准确地理解这段历史。’”

奥斯瓦尔德开枪的地方，位于达拉斯的德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大楼(Texas School Book Depository)六层。达拉斯有过种种拆除那座大楼的计划，但后来都未执行。1989年，那座大楼变成了一座博物馆。罗林斯说：“多年以来，那座博物馆一直是来达拉斯的人必须造访的景点。如果有人来达拉斯拜访你，问你下午想干嘛？你会回答说，想不想去六楼博物馆(Sixth Floor Museum)？”

他补充道：“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戒备心太强，或抹掉过去的任何痕迹。事实就是事实。那段历史将永远留在达拉斯身上。”罗林斯说，即便是奥斯瓦尔德，也将永远在达拉斯的历史占有一席之地。他曾在达拉斯上小学，短暂游历苏联后于1962年又回到该市。

达拉斯如今能够直面这些现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刺杀事件带来的耻辱感已经褪去。罗林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因达拉斯牛仔队（Dallas Cowboys，美式橄榄球队）等各种其他的东西知道达拉斯。刺杀事件成为了达拉斯众多标志中比较不显著的一个。”

本周五（11月22日），达拉斯将汇聚世界的目光。罗林斯说：“我在当上市长之前就意识到，我任期内人们最关注达拉斯的时刻将是2013年11月22日。人们关注50周年。他们回忆过去，而你要重新讲述那段历史。”他补充道，周五的纪念活动将是庄重的，也“尽量不会带有吸引游客的色彩”。“我很担心这一天的纪念活动过于大张旗鼓。如果我能笔直地站起身，向肯尼迪总统致敬，然后把历史的这一页翻过去，我觉得达拉斯就做对了。我们无法凭借纪念活动树立我们的形象。”

1963年11月22日那天，罗林斯在哪儿？“那天我在堪萨斯州利伍德(Leawood)的一所小学里。校方将我们转移到体育馆，我记得大家盘腿坐在地板上，校长向我们介绍了事件的经过，然后学校就宣布放学了。我母亲是小学教师，她曾让自己教的小学生写作文，叙述他们对周末那起事件的感想，后来她在去世前将那一叠作文交给了我。看到那一叠作文，我感觉很奇妙。堪萨斯州一所普通的小学里的孩子们都在作文里谈论此事，仅此就能表明，这一历史瞬间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多么广泛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