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看，中国经济改革议程中最显著的缺失，是如何削弱国企的影响力。

不少自由派人士曾希望改革决议能减少国企的重要性，但与之相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依然将国企摆在了中国经济的制高点上。上周，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发布的公报中称：“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不过这一表述可能有些误导。对各个行业的国企来说，中国打算推行的改革将削弱它们享有的特权，实质上是一次重大（尽管是间接的）挑战。中国政府并不想消灭国企。相反，它是想让国企变得更有效率、更关注盈利——简单说，就是更像民企一些。

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驻上海策略师崔伟(David Cui)表示：“如果他们真的能够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那将对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之间的平衡产生巨大影响。”

从面临激烈揽储竞争的银行，到因蒙受亏损而不得不变卖资产的工业企业，中国国企受市场因素影响的程度，已远远超过十年前。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上世纪90年代激进的国企改革。那场改革是由时任总理朱镕基发起的。

成千上万的破产国企被关闭，5000万工人下岗。直到今天，我们仍能从零星出现的工人抗议活动中感受到那场改革引发的震荡。

如今，中国国企已成长为与朱镕基时代相去甚远的“怪兽”。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国企的平均股本回报率——一个衡量企业效益的指标——为10.9%，大大高过1996年的2.2%。

然而，国有工业集团现代化转型的成功带来了一个新挑战。随着它们的财力逐渐增长，它们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中国民企抱怨称，自己很难与国企竞争，无法获得像国企那样的投融资机遇。此外，国企的生产率增长已然停滞，它们的股本回报率现在落后民企竞争对手约10个百分点。

这些问题成为习近平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出发点。首先，中国政府承诺向更多民营资本开放包括金融和能源在内的受保护行业，这为企业家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不过，预计这类开放的程度将不会太大。

习近平改革举措中的第二部分至为关键，那就是让现有国企即便不能在最终所有权上接近民企，也要在运营方面向民企看齐。摩根大通(JPMorgan)经济学家朱海滨表示，改革“将主要聚焦于提升国企部门的运营效率”。

中国政府将允许国企引入员工持股计划，以此来鼓励经理人把利润当作目标。

另外，在董事会中引入更多私人投资者，也会提高更注重业绩的股东所占的比例，从而对国企起到约束作用。

而比以上措施更重要的，是那些将改变国企运营环境的改革措施。让市场更多决定能源和利率等要素价格，将削弱国企相对民企竞争对手拥有的种种优势。

上周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例子：地方政府最大的债权人之一、国有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因货币环境趋紧，不得不压缩了原定的债券发行规模。

今年工业部门也出现了好几个市场因素影响国企的例子。造船企业中远集团(Cosco)和化工企业云维集团(Yunwei)的上市子公司在出现巨额亏损后，为修复资产负债表而不得不宣布变卖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