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是怎么通知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她要取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的？她给自己发了封电子邮件。这个讽刺美国监听行为的笑话几周前或许会在华盛顿引发一阵苦笑。然而，随着监听丑闻的蔓延，奥巴马政府正在意识到，美国利益受到的损害可不是闹着玩的。

美国人似乎在监听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新闻在德国引起了公愤。法国政府也为有关法国电话遭到大规模监听的报道大声表示了抗议。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对监听事件的反应，则对谷歌(Google)和Facebook这类美国行业翘楚构成深远威胁——这些公司仍可能被迫在欧洲业务和向美国政府交出数据的法律义务之间作出选择。美国的名誉正受到沉重打击。

美国一位前官员哀叹“奥巴马效应”已经结束：“我们又一次重返2004年的情形。欧洲人认为，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白人还是黑人，美国人的行为就是这样的。”考虑到最新说法称，美国监听了35名世界领导人的电话，这场风波可能会进一步激化。

监听事件对美国造成的短期损害显然十分严重，并且还在不断加重。然而这一事件可能也有一个长期的好处。正如奥巴马总统开始承认的，美国确实需要重新思考其情报活动的权限范围，并为其划定一些新的界线。间谍活动始终存在。然而，过去十年里有两件事共同改变了游戏规则。一是作为对9·11恐怖袭击的回应，美国向情报部门投入的资源大大增加。二是在这个移动通信和大数据的时代，“技术上做得到”的范畴已发生根本转变。

作为一名自由派政治人物，奥巴马可能已经发现，对付权势越来越大的“情报界”是件很难的事。但现在，这起公开而且全球性的丑闻正迫使美国提出一些早该提出的问题。

所有政治领袖都必须假定，外国情报机构正试图对他们开展间谍活动。还记得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可不可以保留黑莓(BlackBerry)手机这个问题所引发的轩然大波么？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巴西总统罗塞夫抱怨说，盟友不该相互监听，这在某种程度上说十分幼稚。正如19世纪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所指出的：“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监听盟友的不止美国人。以色列也曾监听过美国，美国前军方工程师乔纳森•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正因此身陷囹圄。法国也曾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开展过大量工业间谍活动。美国人辩称，由于盟友的行动可能对美国造成巨大影响——美国承诺要保护每一个北约(Nato)盟国——美国试图了解他们正在想什么是合情合理的。外交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方式，间谍活动则是另一种方式。

这种辩解表面上没太大问题。不过他们忽略了，盟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本的信任和相互尊重。一旦失去这种基础，可能就很难修复。英国偶尔出现过有关其情报机构是否也应该监视美国的讨论。然而这种想法总是被否决——并不是基于道德理由，而是由于这种行为一旦被抓住，付出的代价会远远超过所收集的任何有用情报。

英国人意识到，有时候窥视盟友是不值得的。如今，美国人也刚刚开始领悟这一点。了解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的私生活或许十分有趣。了解德国在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问题上的立场或许十分有用。然而，这种间谍行为一旦被曝光，外交和商业都将因此蒙受损失，冒这样的风险真的值得么？

如今这种损害更大了，因为普通公众知道，受到监视的不只是那些政治领袖。《世界报》(Le Monde)声称，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就截听了7000万次法国电话通话，而美方对此仅做出有限度的否认。

然而，只要真实数据在同一个数量级，那就是惊人的。当然，没人会去听这么多电话，即便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美国可能试图从海量数据中大海捞针，用关键词技术找到所需情报。

然而，这件事从根本上表明，当年的技术嬉皮士所鼓吹的那种互联网的解放力量，已经没人相信了。相反，新一代人正在认识到，自己深陷对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依赖之中。这些工具不可或缺。然而它们似乎又与保护隐私不相容。传言称，俄罗斯情报机构重返打字机和文件柜的时代。不过一般人不会效仿这种做法，去回避现代技术。

直到不久以前，关于隐私和情报机构的尴尬问题也可能被一直拖延下去，因为奥巴马政府正在努力解决那些看起来更紧迫的日常挑战。然而，如今间谍活动成了美国必须致力解决的一个紧迫问题。短期来说，这个问题正带来严重头疼。但长期而言这是一件好事，因为美国政府将最终被迫“管一管”本国情报界的性质和触角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