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政坛的马王之争，既出现摊牌性的“关说案”，又衍生出程序性的“监听案”，绿营见猎心喜而有“倒阁案”，三场政治对决，马英九连输了几回合，但绿营随之在倒阁案中非但未能策反王金平，反引来蓝营立委利害与共的暂时性团结。北京如何看待台湾的政治纷扰，如何掌握民意走向，以作有利两岸关系促进的依据，非但要有政治智慧，还要有精准资讯，并能敢于作出判断。
中南海领导人相信早已看到，台湾政局绝非马英九一人所能独断，不仅涉及马的气魄和胆识，也涉及马的号召力和动员条件，以及他坚持的红线究竟在那里。以绿营倒阁案观察，绿营只有一种机会，即蓝营大分裂，王金平带队出走，但遭王金平拒绝。倒阁案间接为蓝营作了一趟体检，即蓝营内部基于选举成本考量，无论是否接受马英九领导，但绝不会自动离开蓝营，这是政治现实利益。

蓝营短期内不致大分裂，绿营在立院仍只能扮演牵制和破坏性角色。且因为倒阁案失败，必然寻求升高对立的机会，以求翻本。是以两岸政策要在立法院过关，难度只会升高，但衡诸蓝绿之间的台面下交易，则又不尽然，而且更受制大小不等的利益集团牵引。

蓝绿台面下的合作，王金平和柯建铭的司法关说案可谓典型。但这种合作仅能在小范围内，且属密室操作。至论立法院的政党协商，则属既得利益专属性分享，除非有彻底执行的阳光法案，不可能禁绝。但民意的反响，也可能逼退既得利益者，假发票除罪化法案的翻案即为显例。

就两岸最敏感的政治对话和接触而言，蓝绿依然壁垒分明，这其实是台湾政治经常陷入瘫痪的根源。且绿营所持政见倒向蓝营的机率低，反而蓝营大有可能出现间歇性的“局部绿化”。“两岸服贸协议”迄今走不出立院大门，即属一例。未来变数还得视不同利益集团的对抗和公听会说服立委的效果而定。

台湾公民抗议团体长期以来不断质疑两岸经贸受益者究竟是谁，两岸自大三通以来，又有那些既得利益者受惠。马英九、马的支持者，甚至中南海领导层或许都很在意，台湾今天经济能维持起码荣景，为何未归功于两岸各种交往的正向因素。分明是台湾受惠，两岸经贸成长，台湾即使个人薪资所得依然走低，但如果没有大陆的经贸关系，台湾状况会更差。这种事实因为马政府缺乏强而有效的说服力，变成影响两岸关系进展的障碍。

中南海或许最关心，台湾政坛持续纷扰，对两岸未来走向究竟有无影响。就短期而言，不能不关切两岸发展因此倒退，例如两岸服贸协议能否在立院顺利走完流程；就长远而言，两岸能否进一步建构并累积政治互信，包括两岸民间的政治对话，能否累积正向能量，推动两岸往前走。

一个纷扰的台湾，中南海该找谁对话，又如何沟通？是一大难题。北京近三年显现的最大弹性，就在不排除和绿营对话，谢长廷持“宪法一中”论述访问大陆，这就是弹性；一个纷扰的台湾，谁才有代表性？不要说没有共识，连共同利害都缺乏。

两岸未来既需要共识，也需要利害与共，这才是北京寻求和台湾对话的基础。看待台湾政争，须更坚持基础面的工作，不论那一党或个人在大选中胜出，既要看到“马英九”，更要看到“王金平”和“柯建铭”，因为突破或许就在类似三类人物之间。

共识需要长期的沟通，始能建立互信，更要有实质做法，让台湾民众更放心，相信北京确实有诚意、不再恐惧突破性的交往，才能拉近两岸距离，政治人物才敢迈步着手政治谈判。这些先期工作做得不够扎实，“习马会”就成为空谈和一厢情愿。

台湾政治人物受民意走向制约的程度，远超过北京当局想像，何况马英九的个性特别在乎外界的品评和“卖台”的质疑。台湾政治纷扰的实质，因两岸形势变化，也有可能从意识形态与政治认同面，转向政治利害面的冲突。北京或寄望马英九任满前有更多突破，但岛内的政治情势将框限住马政府，要真正突破十分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