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崔哥的我，在民族宫大剧院脱口秀演出现场。

　　伟大的中华民族喜欢“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
　　大学毕业了，这个时候该干的事就是马上找工作。
　　到29或35岁了，这个时候该干的事就是找个异性和自己配合生孩子。
　　当了领导了，这个时候该干的事就是考虑是否多少贪污一点，免得别人说自己不合群。
　　中国人不准许自己“到什么时候不干什么事儿”。

     比如北美崔哥的我，到了五十岁了，不干五十岁的人该干的事，比如健身饮食以便让自己晚死几年，反而突然做起明星梦，在全世界巡回演出脱口秀，自己可能觉得挺成功的，但是在同龄人眼里，不管多成功都应该遭到鄙视，丝毫不值得关注和羡慕。

　　前几天，我在民族宫大剧院演出后，台下一位观众冷冷地说：崔哥，大部分明星在您这岁数可都退休了。（我当时多盼望那是上下班高峰期，我好冲进地铁一号线把自己给挤死得了。真不想活了。）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逻辑，比尔盖茨上了哈佛就应该毕业，不该退学，在自己家车库修什么破电脑呀。
　　邹亨瑞先生在加拿大博士毕业，就应该好好找份工作，来中国办什么“亨瑞留学”呀。
　　我北大校友毛泽东好不容易赶上一次秋收，不好好收麦子，非到井冈山搞什么暴动呀。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这都属于不靠谱，不入流。
　　中国十三亿人虽然不够团结，但是在奋斗目标上却惊人的一致：那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壮不努力，老大图伤悲 （老二一般就没事儿。）
　　一个中国人的孩子生下来，他的家庭和社会只给他一个选择，那就是成功。他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他不能落后，不能落在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的孩子的后边。至于他这一生是不是幸福，充实，满足，这些概念跟中国人不发生关系。
　　中国人生孩子不是为了孩子谋幸福的，而是通过孩子给家长争面子的。　

       我在美国曾经雇过一位白人洗碗工，为了让他安心革命工作，不自卑，我多次语重心长地教导他好好干，干满一年就可以晋级当炒锅，如果干满三年，我可以出资，帮他也开一家餐馆。没想到白人雇员笑了：说Brother Sway (崔哥)，不是所有人都象中国人似的渴望成功。我就喜欢每天带着耳机，听着音乐，把双手泡在热乎乎的水里，不操心地干八个小时回家，然后带着女友开车兜风。

　　我在美国27年，见过无数没心没肺的美国打工仔永远一脸满足的微笑。我们中国人呢，包括崔哥我自己在内，从打工仔到富豪，从群众到领导，很少有一脸满足的微笑的。
　　我们这个民族永远不满足，24小时都在忧国忧民，奔完解放奔小康，奔完小康奔四化，这回四化不小心都实现了，我看以后还奔什么。　

       邹亨瑞先生专门帮着中国孩子到海外开拓人生，他问我我三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上什么大学。我说没一个是名校。他又问他们学什么专业，我说都是不可能找到工作，即便找到也挣不了大钱的专业，比如环保，诗歌和戏剧。平均每人换了六次专业，因为实在不知道要学什么。

　　我曾经绝望地骂他们小兔崽子。后来一想，从基因学考虑，骂孩子小兔崽子对我这个当爹的脸面上不好看。
　　总之，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我的三个孩子非常失败。我于是这么安慰自己：既然孩子出生在美国，他们就有权选择失败。不是所有人都应该进常青藤，然后当医生，律师，议员，或者创业，上市，干马云和乔布斯才干的勾当。
　　人类社会总得有人平庸，快乐，知足地活着。要不出租车谁开呢？煎饼果子谁炸呢？酒店谁来打扫？像马云这样的脸谁来长？像乔布斯这样的病谁来得？其实上帝他老人家对每个人都是很公平的。
　　我三个孩子大学毕业了。他们的美国老师告诫他们，给自己两年时间，别找工作，而是去旅游，体验各种人生的行当，寻找一个即使不挣钱甚至倒贴钱也愿意干的工作，那就是梦想。
　　我希望通过亨瑞留学以及所有帮助中国孩子出国的机构，请告诉你们的客户：孩子们去美国不是一味去追求成功，而是去体验中国无法提供的东西，那就是去享受一下可以选择失败的自由……这句话本身充满了矛盾，而且很可能招正派人讨伐。
　　就说是北美崔哥我说的。

      老大崔得龙，酷爱写诗歌，目前全球读他诗作的人有九个，其中六个是直系亲属。

　　老二崔兆龙 Alex， 整天在西雅图都市车河里荡舟。觉得很酷。

　　老二的宏伟理想是在露天开瑜伽课，怎么挣钱没想过。

　　老三崔云龙 Raymond, 最大的美国梦就是当个酒吧调酒师，自己喝酒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