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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共叫过三人“亲爱的”
新闻频道 - 中国要闻
作者:中国新闻网   
2013-07-11 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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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开国大典时的喜悦笑容还像五彩的云霞一样,飘浮在毛泽东的脸上,半个月后他又迎来了一件大喜事——长子岸英和干女儿刘思齐在中南海举行了简朴而又庄重的婚礼!新中国成立了,革命事业成功了,儿子结婚了,说不定他很快就要当爷爷抱孙子了,这对毛泽东来说真是喜上加喜。

  婚礼上,毛泽东风趣地笑着对毛岸英和刘思齐说:“我没有什么贵重礼品送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白天让岸英穿,晚上盖在被子上,你们俩都有份。”

  这一年,岸英27岁了,按照中国的传统,这已属晚婚之列。

  说起毛岸英和刘思齐结婚,还有一段毛泽东发火的故事。一年前,他们俩提出结婚时,父亲毛泽东不仅不同意,而且还发了脾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毛岸英和刘思齐早在延安时就认识了,还是毛泽东为他们穿针引线的。后来,他们俩经过接触了解,于1948年在西柏坡定下了终身。热恋的人儿盼重逢,更盼洞房花烛夜。岸英和思齐也打算早日完婚。于是,两个人就去找父亲,征求毛泽东的意见。他们心想,父亲一定会答应的。可是让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父亲给他们泼了冷水。

  毛泽东问思齐:“你正在学习,还没毕业,现在结婚不怕影响吗?”

  思齐说:“结婚后,我们好好安排安排,不会影响我的学习的。”

  “你还小,着什么急呀。反正我同意你们结婚,等一等好不好?”毛泽东劝道。

  听父亲这么一说,岸英说:“好,听爸爸的。”

  说完,两个人就转身走了。但过了一会儿,岸英又回到毛泽东的房间,说:“爸爸,我今年已26岁了,我想结婚以后,好专心致志学习和工作,这样,就不必在这方面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同意你们结婚呀?”

  “是的。”

  “可是,现在不行。”毛泽东当时就冲儿子发了脾气,“按照解放区的法律,女方必须满18周岁,男方必须满20周岁,思齐还不满18周岁,你们必须守法,不能因为是毛泽东的儿子而有半点特殊。”

  看样子,父亲是真的不同意他们立即结婚。岸英心里就有些不愉快,在父亲面前也耍起了孩子脾气,一转身气呼呼头也不回地就走了。但过了几天岸英还是想通了,认为父亲说得有道理,于是主动向父亲作了检讨。

  1949年9月,到了北京后,思齐到了法定年龄,可以结婚了。他俩在征得思齐妈妈张文秋的同意之后,又去征求父亲毛泽东的意见。这一次,毛泽东很爽快,立即答应了,说:“我同意,你们准备怎么办婚事呀?”

  岸英说:“我们商量了,越简单越好,我们都有随身的衣服,也有现成的被褥,不用花钱买东西。”

  毛泽东却非常重视,高兴地说:“这是喜上加喜。但还是应该艰苦朴素。你们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呀,我请你们吃顿饭。你们想请谁就请谁。你跟思齐的妈妈说说,现在是供给制,她也不要花钱买东西。她想请谁来都可以,来吃顿饭。”

  岸英和思齐经过商量,就简简单单写了一个参加喜宴的名单送给父亲过目。名单上有邓颖超、蔡畅、康克清、谢觉哉等人。毛泽东看了看,说:“你们只请邓妈妈不行,请了邓妈妈,还应该请恩来;请了蔡妈妈,还应该请富春;请了康妈妈,还应该请总司令;请了谢老,还应该请王定国;还有少奇和光美同志也要请。弼时同志有病住在玉泉山休息,就不要麻烦他了。婚事简办,我完全赞同,就是要改一下旧习嘛。”

  就这样,1949年10月15日,岸英和思齐在中南海举行了婚礼,成了毛家历史上多年来少有的一件大喜事。这一天,岸英穿着为外宾当翻译时穿的工作服,思齐穿的上衣是灯芯绒布的,裤子是半新的,方口布鞋是新买的。晚上,周总理和邓妈妈,朱老总和康妈妈,还有蔡妈妈等等这些尊贵的客人都欢聚在毛泽东家中,向毛岸英和刘思齐祝贺。

  毛泽东这天也少有的高兴,不胜酒力的他微笑着频频举杯,给他的老战友们敬酒。当走到亲家张文秋面前时,他真诚地举杯说:“谢谢你教育了思齐这个好孩子,为岸英和思齐的幸福,为你的健康干杯。”

  张文秋激动地举杯回敬毛泽东,说:“谢谢主席在百忙之中为孩子们的婚事操心。思齐年幼不大懂事,希望主席多批评指教。”

  宴会快结束时,毛泽东拿出随身带来的一件黑色夹大衣——这是1945年他参加重庆谈判时穿的,风趣地笑着对岸英和思齐这对新人说:“我没有什么贵重礼品送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白天让岸英穿,晚上盖在被子上,你们俩都有份。”毛泽东的话还没说完,大家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毛泽东拉着刘思齐的手高兴地说:“七八年不见面,长成大人了,我都认不出来你啦!你还是我的干女儿呢,记得吗?”

  说起张文秋,毛泽东和他的这位亲家也是老朋友了。早在1927年3月,他们在武汉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期间就认识了。3月5日,在武昌召开了湖北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在京山县委工作的张文秋通过刘谦初的介绍,认识了毛泽东。当时张、刘二人正在热恋中。1926年参加北伐任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社会股股长并在北伐途中入党的刘谦初,与毛泽东也是初相识,但他十分敬佩毛泽东的胆识和才干。北伐军进驻武汉以后,刘谦初和1926年1月就入党的张文秋相识,不久相爱了。张文秋是湖北京山县青树岭谢家湾人,1903年出生在一个举人家庭,15岁时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曾参加恽代英、李求实、林育南在武汉领导的五四运动。

  认识毛泽东后,张文秋就经常到毛泽东家中做客,和杨开慧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那时,5岁的岸英和4岁的岸青,两兄弟天真活泼,张文秋十分喜爱。

  张文秋和刘谦初是1927年4月在武汉结婚的。但新婚刚刚过了3天,刘谦初就随军开赴前线了。不久,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京山县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张文秋在暗道夹壁里躲了3天2夜,后来还是装死人躺在棺材里抬出城外才脱了险。大革命失败后,刘谦初奉命参加南昌起义,因在九江受阻,只好撤回武汉又转赴上海。1928年初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年底又调任山东省委书记。1929年3月,张文秋在上海大马路参加“三八”国际妇女节游行示威时恰好被刘谦初的好朋友发现,从此失去联系达两年之久的夫妻终于有了联络。后来经中央同意,张文秋化名陈孟君来到济南,担任省委执行委员兼妇工部长,夫妻久别重逢,又并肩干革命了。

  但欢聚不过两个月,刘谦初又奉中央指示去青岛组织六家纱厂总罢工,两人又分开了。7月,张文秋被捕;8月,刘谦初被捕。在狱中,夫妻受尽严刑拷打,遍体鳞伤,但他们始终坚贞不屈。这年冬天,在山东省委的多方营救下,张文秋由于怀孕获释出狱。经她哀求,监狱长才勉强同意她和丈夫在监狱中见了最后一面。夫妻俩的双手隔着铁栅栏紧紧地握在一起,张文秋哭了。刘谦初一边安慰她一边告诉她赶快设法回到上海去“找妈”——就是找到党组织。临行前,张文秋请丈夫给还没有出世的孩子取个名字。刘谦初说:“不管是男是女,乳名就叫‘牢生’吧。今后不管你们流落到哪里,要想念齐鲁,思念故土,大号就叫‘思齐’ 吧。”1930年,思齐出生于上海。刘谦初却在关押了两年之后的1931年被山东军阀韩复榘杀害。数年后,张文秋和陈振亚结婚,一边从事革命活动,一边抚养小思齐。全国抗战爆发后,他们带着小思齐辗转千里来到红都延安。

  1938年,刘思齐因在话剧中扮演一对被捕地下党员的女儿获得成功,引起了在场观看的毛泽东的注意,他便询问是谁家的孩子。当毛泽东知道是张文秋和刘谦初的女儿后,他走上前去,抱着小思齐,并认她做干女儿。从此,刘思齐经常去毛泽东的窑洞玩耍。第二年,思齐随继父陈振亚、母亲张文秋去苏联,途经乌鲁木齐(当时叫迪化)被军阀盛世才扣留。1943年,陈振亚等被盛世才杀害。张文秋和刘思齐被关进监狱长达4年之久,直到1946年夏才返回延安。到延安的第二天上午,毛泽东看望了从新疆归来的全体同志。当他走到张文秋面前时,他停住了脚步,说:“你回来了,好不容易呀!思齐呢?怎么没有见到她?”张文秋就把站在她身后的女儿拉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拉着思齐的手高兴地说:“七八年不见面,长成大人了,我都认不出来你啦!你还是我的干女儿呢,记得吗?”思齐羞涩地点点头。

  几十年后,已经改名刘松林的思齐回忆说:“1937年我在延安第一次见到了主席,但可惜的是那时我的年龄太小了,只是在朦胧的记忆中留下了一个和蔼可亲的伯伯的形象,他轻言细语,笑容可掬。”但这次从新疆回来的见面是在经历了生死考验后的相逢,刘思齐更加难忘。她说:“这次看望是与阳光、自由、欢乐融合在一起的。四年的狱中生活,使我生疏了阳光、隔绝了自由和欢乐。我像久旱的沙漠突然遇见了甘甜的雨露,贪婪地吮吸着;我忘情地享受着这久别的阳光,难得的自由,对我来说是梦幻般的欢乐。”

  返回延安后,刘思齐有机会到义父家去探望。她和刚回国半年的毛岸英相识了。这时,岸英24岁,刘思齐16岁。楚楚动人的少女和英俊青年的相逢恰似春风雨露,而他们的童年和少年几乎有着同样坐过监牢、颠沛流离的苦楚生活经历,让他们在生活上有了共同语言,在对人生的认识上有了共同的理解,相息相印,两颗年轻火热的心就这样跳在了一起。对此,毛泽东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乐意玉成儿女的这件终身大事。

  1947年3月,因蒋介石的胡宗南部20万大军进犯延安,刘思齐随部队撤离东渡黄河到山西,毛岸英则跟随父亲转战陕北,一对热恋中的青年被战争拆散。直到1948年夏,他们才重逢于河北平山西柏坡。1949年3月,他们随中央进入北平,刘思齐转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就读。开国大典后的10 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为已经27岁的大龄青年毛岸英举行了婚礼。

  为了怕刘思齐经受不了打击,毛泽东对儿媳隐瞒了毛岸英牺牲的消息,而且这一“骗”就是三年整!

  毛岸英和刘思齐结婚后,刘思齐继续上学,毛岸英先后在中宣部等单位工作,并申请到北京机器总厂基层锻炼。一年后,岸英瞒着思齐,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临走时,思齐还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因为阑尾手术住院的思齐一直以为岸英是“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出差”。那是一个无法回忆得清楚的傍晚,岸英匆匆地来了,左叮咛右嘱咐要思齐照顾好父亲和弟弟岸青,然后就匆匆地走了。看着丈夫离去的背影,依然沉浸在新婚甜蜜中的思齐,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诀!年仅20的思齐从此再也见不到她的岸英了……

  毛岸英是在1950年11月25日不幸牺牲的,毛泽东知道这个消息是在1951年的1月2日。因为毛泽东感冒了,周恩来将彭德怀的电报压了1个多月才将这个噩耗告诉毛泽东。在新六所(今万寿路甲15号)办公室,毛泽东手捧电报,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看了好久好久,然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唉,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战争嘛,总要有伤亡。”

  毛泽东是一位叱咤风云的领袖,也是一位感情丰富的父亲,他把命运交给他的所有巨大悲痛,都默默地一个人承受。令他担心的是,新婚仅1年的儿媳思齐将如何承受这残酷现实的打击?按照岸英的嘱托,只要他在北京,思齐每周都要来看望他。他不知道该如何说,如何面对这个才20岁的姑娘。无疑每周这样的见面都像是一场情感上的海啸。毛泽东隐瞒着,他真的不想说,也不能说呀!思齐毕竟还年轻,而且还在读书。而思齐每次来,都要问爸爸收到岸英的信没有?岸英为何几个月不来信?毛泽东总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支支吾吾找到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搪塞着她!这一“骗”就是三年整!

  一天,不知道内情的中央摄影组组长侯波阿姨送给刘思齐一张岸英的照片,相片上岸英穿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潇洒帅气。这下,思齐知道了岸英去了朝鲜(专题)战场。毛泽东见瞒不住了,就告诉她,岸英是真的去了朝鲜(专题),在志愿军总部搞翻译工作,但更具体的情况就不说了。思齐想,岸英或许正担负着什么特殊的使命,保密性强。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她懂得保密纪律,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她依旧努力地读书,依旧每周去看望爸爸,沉浸在对美好未来的甜蜜憧憬中。但毕竟3年了,她暗暗地想,岸英怎么连一封信一个字也没有给她呢?许多指战员都回国探望过,而且爸爸还接见了许多英烈家属,难道,难道岸英真有什么三长两短?……她不敢往深处想,也害怕往深处想。但一天天过去,板门店谈判了,停战协定签字了,可岸英怎么还不回来呢?思齐好像预感到什么了,她越来越有些坐卧不宁了。

  转眼到了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了,岸英还是没有回来。纸总是包不住火的。作为公公的毛泽东,他不能也不愿再扮演这个世界上最难演的角色了,他的痛苦已深沉如没有波澜的老井,现在该是告诉真相真情的时候了。为了使年轻的思齐能承受得住这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痛,毛泽东把思齐找来,颇费苦心地先和她谈起自家为革命牺牲了的亲人:岸英的母亲杨开慧、岸英的叔叔毛泽民和毛泽覃、姑姑毛泽建和毛楚雄……思齐越听越觉得父亲毛泽东似乎隐瞒着她什么,她也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但又不敢说出来。年近古稀的父亲跟他说这些,是在教育她怎么做人怎么做事,作为一个合格的毛家人,她就应该继承和发扬毛家的优良传统。一周以后,思齐又来中南海看望爸爸,这次周恩来总理也在场。毛泽东就把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了思齐。尽管自己似乎早就有一些心理准备,尽管自己早就有了某种最坏的打算,她思念和牵挂的泪水也无法淹没这痛苦的火焰,所有的悲伤、委屈、无奈,甚至绝望,都只有也只能化作“倾盆雨”……

  看着哭得死去活来的儿媳,毛泽东强忍着悲痛,木然地坐在那里,已经没有了任何表情。此情此景,似乎缺少了母性的爱抚,悲痛就显得格外悲痛,伤心就显得格外伤心。守在一旁的周恩来难过地忙碌着,一面安慰思齐,一面照料毛泽东。当他触摸到毛泽东那冷冰冰的手时,不禁心里一惊,赶紧对思齐耳语:“思齐,你要节哀,爸爸的手都冰凉啦。”痛哭的思齐清醒过来,又赶紧去安慰爸爸……

  毛泽东频频致信刘思齐,称呼她为“亲爱的思齐儿”“女儿”“娃”,鼓励她“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一口气”。

  岸英的牺牲对刘思齐刺激太大了。但为不再勾起父亲的悲痛之情,她只能一个人躲着流泪,独自把哀伤深深地埋在心底。然而这一切又怎么能瞒得过毛泽东的眼睛呢?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战争嘛,总是要死人的。不能因为岸英是我的孩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人民而牺牲。”他跟思齐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毛泽东安慰着刘思齐,又像是在安慰着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毛泽东格外疼爱刘思齐,常常亲自过问她的衣食住行,而在以后的通信中总是称她为“思齐儿”,如同己出。

  为让刘思齐尽快走出生活的阴影,毛泽东想给她换一换环境,于是在1954年刘思齐高中毕业时,决定送她去莫斯科大学数力系深造。这一年刘思齐已经24岁。但就在出国前夕,刘思齐患了重感冒,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在出国前见一见父亲毛泽东。于是毛泽东马上给她写了一封回信:“思齐儿:信收到。患重感冒,好生休养,恢复体力,以利出国。如今日好些,望来此看;否则不要来。最要紧是争一口气,学成为国效力。祝好!”落款为“父字”。平平淡淡见真情,他的信也是一个父亲送孩子上大学的最美好的祝福吧!

  1955年9月至1957年9月,刘思齐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力系学习。尽管远隔万里,父女间的联系却一直不断,刘思齐经常写信向父亲汇报学习和思想,毛泽东对她的成长也十分关心。1956年2月14日,毛泽东回信说:“亲爱的思齐儿: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注意身体,不使生病,好好学习。我们都好,勿以为念。国内社会主义高涨,你那里有国内报纸否?应当找到报纸,看些国内消息,不要和国内情况太隔绝了。”

  刘思齐在莫斯科大学第一学期结束时,收到了毛泽东写给她的这封家书。远在异国他乡,刘思齐不断写信给毛泽东,心地温柔细腻的她思念爸爸,更深知和理解失去爱子的父亲如何需要安慰。而毛泽东也想念、疼爱她这个不幸的女儿。信一开头,毛泽东就亲热地说“亲爱的思齐儿”。这种热烈的称呼,毛泽东在家书中一般很少使用,仅有称呼“我亲爱的夫人杨开慧”和“亲爱的岸青儿”等少有的几次,对刘思齐深切的爱和期望溢于言表。

  或许因为水土不服,在异国独处的刘思齐经常生病,而其真正的“心病”并没有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所以学习往往就难以集中心思和精力,再加上自己由文科改学理工,而且还要重新学习俄语,她感到学业上非常吃力。1957年暑假,刘思齐回国向父亲汇报了自己的学习和思想状况,希望转回国内学习。毛泽东十分理解思齐的难处,同意她转学,并于8月4日给她写了一封信:“思齐儿:信收到。回来了,很高兴。转学事是好的,自己作主,向组织申请,得允即可。如不得允,仍去苏联,改学文科,时间长一点也不要紧。不论怎样,都要自己作主,不要用家长的名义去申请,注意为盼。祝你进步。”

  这封家书,毛泽东写得既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又有尊重子女的民主,既有鲜明的组织观念又有深厚的父女感情,既客观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又强调孩子独立自主。毛泽东以其实际行动鲜明地告诉了人们,真正的共产党人就是这种既有儿女亲情又有党性原则的人。

  对于刘思齐转学的平常事情,本不值得去说三道四,但偏偏江青跟她过不去,挖苦她、嘲讽她,说什么给她提供这么好的条件送到国外读书,却不好好读,从国内读到国外,又从国外读回国内,没出息。面对这样的讥笑,刘思齐不能不感到苦恼,很快她又病倒了。病中,她又给爸爸写了一封信,把这些苦恼倾诉给父亲,希望父亲给她做主。毛泽东知道后,在8月9日给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思齐儿:信收到。我在此间有事,又病,不要来。你应当遵照医生、党支部、大使馆的意见。下决心在国内转学文科。一切浮言讥笑,不要管它。全部精力,应当集中在转学后几年的功课上,学成为国服务。此嘱。”

  细心的读者就会发现,这封家书和上一封家书写作的时间,只仅仅隔了短短的5天时间。间隔这么短的时间,毛泽东接连给一个孩子写信,再次证明毛泽东对这个由“干女儿”到“儿媳”再到“大女儿”的刘思齐,是倾注了他深厚的父爱的。毛泽东写这两封信的时候,他正在青岛。由他主持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刚刚结束,并于8月3日将会议讨论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十分看重这篇文章,先后改了11稿。毛泽东是在8月11日离开青岛返回北京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是在十分繁忙的会议间隙给刘思齐写了这封家书。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这么急切地给刘思齐写信呢?

  原来,事情就出在江青身上。作为继母的江青,不仅挖苦讽刺说刘思齐没有出息,而且派人收走了她出入中南海的特别通行证,还放出话来:“刘思齐不是我们家的人!”从此,刘思齐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可以正常进出中南海了。对江青的所作所为,毛泽东是知道的,但由于忙于工作,他也不想因此和江青计较,所以就劝刘思齐“最要紧是争一口气”,“一切浮言讥笑,不要管它。全部精力,应当集中在转学后几年的功课上,学成为国服务”。毫无疑问,毛泽东对刘思齐的关怀无微不至,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而毛泽东的信更加增添了刘思齐的勇气和力量,帮助她克服了瞻前顾后的心态,坚定了转学回国的决心。在父亲的鼓励下,她很快办理了转学手续,于这年10月转入北京大学俄语系学习。

  转眼就到了1959年,刘思齐突然又生了一场大病。毛泽东得知后,在庐山会议期间,8月6日寄来一信:“娃: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我还算好,比在北京时好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爸爸。”

  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时候,八届八中全会刚刚开幕才4天,对“军事俱乐部”问题即所谓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批判正进入高潮。身在庐山的毛泽东在这封家书中抄录了诗仙李白的《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一诗给刘思齐:“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这首诗是李白因永王李璘事件遭贬遇赦后由江夏来庐山时所作,诗很长,开头一句就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对诗仙的潇洒倜傥和无拘无束的气势,毛泽东在心灵上就似乎有了某种契合与认同。诗结尾处还有“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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