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多和毛泽东

有些客人以为加拿大唯美国马首是瞻，据此推断中美建交早于中加建交，其实不然，对此老唐总是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中国和加拿大的友谊源远流长，早在乾隆年间，就有广东工匠随英国商船抵达温哥华，从事造船和皮毛生意。华工参与修建太平洋铁路，披荆斩棘，埋骨异乡。

一八七〇年，乔治·麦凯牧师远赴台湾传教。旅加侨胞更是心系祖国，有五十位远渡重洋参加黄花岗起义，五百名华侨组成敢死队回国讨袁护法。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加同为盟国，并肩作战，白求恩大夫在华夏大地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新中国与加拿大正式建交，却一直到杜鲁多时代才实现，比中美建交早了八年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刚满周年，朝鲜战争爆发，十七国组成的联合国军中，加拿大出兵人数位居第三，仅次于英美，中加两国士兵刀枪相见，两国关系陷入历史最低谷。战后数年，由于分属敌对阵营，双边交流寥若晨星。六十年代初，“大跃进”在中国造成严重粮荒。为解燃眉之急，中国开始在国际上寻找粮食卖家。

彼时加拿大粮食连年丰收，销路有限，存储困难。农业部长阿尔文·汉密尔顿坚决主张卖粮给中国，甚至不惜以辞掉内阁职务为代价，请求政府为加拿大小麦局向中国出售小麦的贷款作担保。这一举措成功地促成中加小麦贸易，虽说贸易讲究互惠互利，但基于中国粮荒的严峻形势，这批粮食实乃雪中送炭，足够两千四百万人一年的口粮，粮食价位也格外低廉。

加拿大如此做法需要承受巨大压力，盟友中尤其是美国对此颇为不悦。度过难关之后，中国以此为契机，几次续签小麦购销协议，并以现金不足为理由，提议向加拿大出口轻工业品，手工艺品等来换取外汇支付小麦款，最终获得加拿大同意。“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毛泽东主席在自己七十岁生日之际写下的诗句，恰好可以用来描述当时的中加关系。两国并未建交，贸易却已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样，生机勃勃地发展起来。

杜鲁多的眼光

杜鲁多和周恩来等人

“文革”不仅是中国内部的一场浩劫，也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空前孤立，极左思想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建交的寥寥无几，要突破西方封锁，中国必须广交朋友。历史发展固然有其自身规律，但个人作用绝不容忽视，伟人之所以伟大，在于伟人能顺应历史潮流，高瞻远瞩，因势利导。加拿大任期最长的总理杜鲁多就是这样一个伟人，其超常的个人魅力和务实的外交理念在中加建交史谱写了光辉篇章。

杜鲁多出生于魁北克，父亲是法裔富商，母亲兼有法国和苏格兰血统。因家境富有，他从小就兴趣广泛、博学多才，哈佛毕业，游学英法。在他的青少年时代，西方对华存在着相当的偏见，杜鲁多出污泥而不染，对中国有着某种强烈的迷恋，也因此对中国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这在那个年代的西方政要中是绝无仅有的。

杜鲁多和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内战正酣，三十岁的杜鲁多在中国游历数月，遍览华夏大地，还访问了宝岛台湾。他目睹中国政权交替前夕的诸多现象，对正在进行的中国革命 ，寄予莫大的希望，年轻的杜鲁多曾研读马克思主义，还去莫斯科出席会议，是不折不扣的左翼人士。

每年国庆前夕，中国对外友协都会邀请各国“友好人士”来华参加庆典，这是维持国际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一九六〇年，一百多位加拿大各界人士收到访华邀请，却只有不到二十人敢于回信，其中的一多半是谢绝参加。在五位接受邀请的人中，就有杜鲁多和他的朋友埃贝尔（此人后来成为加拿大参议员，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

两人在中国游历一个多月，足迹北至长春，南到广州，参观工厂、农村、学校，监狱，甚至教堂，返加后根据日记写了《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deux innocents en Chine Rouge》）。

当时中国和西方国家彼此缺乏了解，相互之间妖魔化对方都不遗余力。许多人得知杜鲁多和埃贝尔决定访华的消息后，觉得他们实在是勇气可嘉，甚至有人担心他们有去无回，提醒他俩行前写好遗嘱。其实最怕出差错的正是中国对外友协，杜鲁多写到“为了让我们在回家时毫发无损，中国人十二万分小心。

他们似乎担心，万一我们中有人淹死在大运河里，或是笨手笨脚地从长城上摔下来，就会有某家西方报刊认为中国是一个不把 ‘加拿大法裔天主教徒’的性命当回事的国家，然后在和这个国家建交的危险性上大做文章。”仅凭此点，就显示出杜鲁多对中国的了解程度，绝非大多数西方人士可比。

在华期间，杜鲁多不改其风流倜傥的一贯作风，特别留意周围的女士。可想而知，那个时候的中国妇女怎能理解他的多情之心呢？他顶多只能算是自作多情。因此，游记出版之后在中国根本没有啥反响。此书在西方却顿起涟漪，获得不少好评，甚至被认为是继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之后西方人看中国的又一力作。

杜鲁多和周恩来

二〇〇〇年，杜鲁多去世之后，多伦多华人夏灵在一家旧书店里偶然发现了这本书，花一加元买回家。后来与人合译了此书。全书虽然诙谐幽默，却真实可信，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情况。

该书六一年初版时是法文版。七年后“天真汉”杜鲁多成为加拿大第十五任总理，他在为牛津大学出版的英文版所做的序言中，强调此书不是出自加拿大总理之手，而是一个加拿大律师和记者写的。达总经常自诩“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好像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有次导游培训谈到中加关系，达总讲他读过该书的法文原版，边说边从崭新的爱马仕包里翻将出来，嘴里念念有词，读着法文书名。

中文版由何根祥策划，袁筱一、夏灵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

老唐身边的导游，“名牌专家”李大师趁机递给老唐一张纸条：“包，秀水街的”。达总明知老唐不谙法文，看到老唐脸上的狐疑之色，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可以借给老唐看看。其实老唐知道达总高超的多语种外文水平，并非怀疑他读过原版，而是诧异达总居然拿秀水街的赝品来摆谱充脸面。

老唐回家后求助出身French Immersion（浸透式法语教育），精通法文的闺女唐小丫，求她给讲解讲解，丫头柳眉一皱，面有不屑。老唐使出杀手锏，许诺请吃两顿日本寿司。此后每天送孩子们游泳训练的漫漫堵车路上，唐小丫都给老唐讲上个把小时，有天突然不愿再讲，说她上网查了有英文版、还有中文版。

闺女嘴上没说，心里肯定觉得老唐的山东英语不咋地，还是看中文版靠谱。通读一遍中文版之后，老唐明白了其实书名里的“天真”指的是两位作者毫无偏见，真实客观地记录他们在中国的见闻，与“无知”、“幼稚”没有关系，更非四十年后江总书记所说的“图样图森破，上台拿衣服（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

加拿大在对华关系上摆脱美国控制

杜鲁多就任总理之后，中加建交被提上议事日程。杜鲁多表示，加拿大在对华关系上要摆脱美国控制，他直斥五角大楼里太多“无耻小人”，他要干一些“美国不同意的、同时也不喜欢的事。就算是老虎尾巴，我也要扭它一下！”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七日，中加建交的第十四轮谈判在加拿大驻瑞典使馆举行，谈判取得重大突破。

中加双方同意如下表述：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加拿大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十月十日，中加签署建交公报，这天适逢中华民国国庆日，“台湾蒋帮”的心情可想而知。

加拿大是继英国和法国之后第三个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也是“文革”期间的第一个。建交公报中对台湾问题的三句表述开创了全新的中外建交模式。中加建交成为七十年代的外交报春花。意大利紧跟加拿大，于十一月十六日与中国建交；十二月十五日，智利与中国建交，次年五月廿八日，奥地利与中国建交。中加建交更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引起连锁反应，许多国家谋求与中国建交或发展关系，在国际上掀起了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高潮。中加建交对中美关系发展，中国重返联合国等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

一九七三年杜鲁多总理访华，他没有听从下属建议，用中国文物、印第安人手工艺品作为礼品，而是独具匠心地送给中国一套白求恩大夫用过的医疗器械，他知道《纪念白求恩》在中国普罗大众之中的巨大影响力。杜鲁多和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会面，他告诉毛主席，这实际上是他们第二次见面，上一次是十几年前中国国庆日的天安门城楼。

他回忆说年迈体衰的毛泽东一下子睁开原来半闭的眼睛盯住他，似乎对他发生了新的兴趣。这次访华虽然是破冰之旅，但实质性成果乏善可陈，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一项领事协议，允许中国公民与他们在加拿大的亲属团聚，开启了中国大陆人民移民加拿大的大门，在当时的“文革”氛围中颇显意外。

杜鲁多和邓小平等人

建交四十多年来，中加关系日益发展，双方在大的方面颇有共识，但分歧依然存在，前阵子王毅外长抢答加拿大记者的提问，正是这种分歧的一种体现。外交旨在不卑不亢、求同存异，激动发怒缺乏风度，有损大国风范。老唐十分佩服沙特年轻的外交大臣，他在回答英国记者尖锐问题时进退自如，有理有节，令老唐想起先总理恩来如火纯清的外交艺术。

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渥太华出席欢迎他的国宴，见到杜鲁多总理刚满四个月的长子小杜鲁多，尼克松说“我要向加拿大未来的总理贾斯廷·杜鲁多祝酒。”此话在四十多年后竟然成为现实。小杜鲁多曾为父亲的《红色中国的两位天真汉》中文版作序并出席新书发布会，他就任总理后曾多次谈到对中加关系的高度重视，但这并不影响他支持提问王毅的加拿大记者。

回首加中交流的点点滴滴，不难看出总体还是比较顺畅的，毕竟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籍此中加两国的友谊必定会持续发展，老杜鲁多总理的著名口号“理智胜过情感”也必定成为中加关系的基调。